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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巴甫洛夫或许会认同他的看法:疲劳能够让人变得更听话。(这就是除了别的原因之外,为什么电视节目的商业赞助商喜欢晚间时段,愿意出高价去强化观众的喜好的原因所在。)

  疾病甚至要比疲劳更加有效地增强暗示感受性。在以前,病床见证了无数宗教皈依。经过科学训练的未来的独裁者会让治下的所有医院的病房和枕头下都安装喇叭,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而更重要的病人会让政治灵魂拯救者和思想改造者去探访,就像以前牧师、修女和虔诚的善男信女去探访他们的对象一样。

  强烈的负面情感会让人变得听话,因此促成心灵的转变这件事早在巴甫洛夫的时代之前就已经被观察到并加以利用了。正如威廉·萨甘特①博士在他那本富于启发意义的书《争夺思想的斗争》里所指出的,约翰·卫斯理②作为一位布道者之所以那么成功是因为他对中央神经系统的本能的理解。他在布道时会先冗长而详细地对各种苦难进行描述,他的听众觉得自己如果不皈依基督的话就会永远受尽折磨。

  ﹛① 威廉·萨甘特(William Sargant,1907—1988),英国精神学家。﹜
  ﹛②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英国基督教传教人、神学家,卫理公会创始人之一。﹜

  然后,当恐惧与极度痛苦的罪恶感让听众几乎崩溃的时候(有时候一些听众会真的彻底精神崩溃),他会改变口吻,对那些信奉基督并愿意忏悔的人承诺救赎。通过这种布道方式,卫斯理使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少皈依。强烈而持续的恐惧令他们崩溃,使得他们变得非常容易顺从听话。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加质疑地接受了布道者的神学宣示。接着抚慰的话语令他们重新振作,顺利度过折磨,形成大体上更好的不可磨灭地植根于思想和神经系统中的新的行为模式。

  政治与宗教宣传的效果取决于它们所采用的方式,而不是所传授的信条。这些信条或许是对的,或许是错的,或许是合理的,或许是有害的——但这些并不重要。如果灌输信条是在精神疲劳的适当时机以正确的方式实施,它就能取得成效。在条件理想的情况下,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被劝服信奉任何思想。

  我们掌握了关于独裁国家警察如何对付政治犯的手段的详尽的描述。从他被关押的那一刻起,犯人就得遭受系统性的各种各样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他吃不上饱饭,备受骚扰,根本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只能睡上几个小时,一直处于焦虑不安担惊受怕的状态。日复一日——或者应该说夜复一夜,因为这些巴甫洛夫式的警察知道疲劳能够让人变得顺从听话——他会被一连盘问好几个小时,那些问话的人会想尽办法恐吓扰乱他的心神。经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这样的折磨,他的大脑开始罢工,无论他的逮捕者想要他招供什么他都会坦白招供。然后,如果他需要被改造而不是被枪毙,他会得到希望的慰藉。如果他愿意接受真实的信仰,他还能得到救赎——当然,不是来生(因为按照官方的思想,并没有来生这回事),而是今世。

  巴甫洛夫在政治立场上似乎是一个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但命运就是这么讽刺,他的研究和理论促成了一支遍布世界各地的狂热的全情投入的心灵和反射神经系统,誓要摧毁旧式自由主义的大军。

  如今正在进行的洗脑采用综合手段,其有效性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暴力的系统利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巧妙的心理操纵。它表明《一九八四》的路线正朝《美丽新世界》的路线转变。在一个已经成立了很久而且管制得当的独裁体制下,当前我们正使用的半暴力的操纵手段无疑似乎显得很粗糙。从婴儿时期就接受培育(或许还接受了生物意义上的命运设计),中下阶层的群众将永远不需要改变信仰,甚至不需要对真正的信仰进行再培训。

  最高阶层的成员必须能够有新的思想去应付新的情况,因此,比起那些职责并不是去思考为什么而只需要默默地乖乖地干活和死掉的人来说,他们的培训不会那么僵化刻板。这些上层阶级的个体仍保持着野性——与完全驯服的动物不同,作为培训者和守卫者,他们自己只经过些许改造,他们的野性或许会让他们变得离经叛道。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要么会被消灭,要么会被洗脑以接受正统观念,或被放逐到某个孤岛上(就像在《美丽新世界》中一样),在那里他们不会再造成麻烦,只会互相骚扰。但普遍的婴儿培育和其他操纵手段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在通过《美丽新世界》的道路上,我们的统治者只能依赖过渡性和临时性的手段进行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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