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新世界(72)_奥尔德斯·赫胥黎

七二

　　群体能够像它的成员那样保持道德和理性，而乌合之众则混乱不堪，没有自己的目的，根本无法进行理智的行动和务实的思考。置身于乌合之众中，人们会失去理性思考和作出符合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的暗示感受性被增强到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和意志的程度，他们变得非常容易兴奋，失去了所有个体或集体的责任感，突然间会感到暴怒、兴奋和恐慌。简而言之，一个置身于乌合之众中的人的行为就像吞下了大剂量的强力兴奋剂。他们是我称之为“畜群中毒”症状的受害者，就像酒精一样，畜群毒害是一种烈性的外向性的毒药。畜群中毒的个体逃避责任、思想和道德，陷入一种恐慌状态，像动物一样失去了思考能力。

　　作为一名老练的煽动家，希特勒曾对畜群中毒的效果进行了研究，知道如何利用它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发现演讲家能够借助那些激起行动的“隐藏的力量”，比写作更加有效。阅读是一种个体性而不是集体性的行为。作家只对在正常清醒状态下端坐的个体倾诉，而演说家的对象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众，他们已经服下了畜群毒药，做好了准备。他们任凭演说家的处置，如果他能掌握这门手段，他就能随心所欲地操纵他们。

　　作为一位演说家，希特勒可谓是行家里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能够“如此贴近群众，从他的听众的活生生的感情出发，说出恰到好处的话，直达他们的内心”。奥托·斯特拉瑟^①形容他是“一台高音喇叭，宣扬整个国家最隐秘的欲望，最难以启齿的本能、苦难和个人的厌恶”。早在美国的广告业开始“动机研究”之前，希特勒就已经在系统性地探究和利用德国群众的隐秘的恐惧、希冀，渴望、焦虑与沮丧。通过操纵“隐藏的力量”，广告专家诱使我们去购买他们的产品——牙膏、香烟、政治候选人等。正是通过诉求于同样的隐藏的力量——以及美国广告业无法染指的其他太过于危险的力量——希特勒诱使德国群众接受了一位元首、一种疯狂的哲学和一场世界大战。

　　﹛① 奥托·约翰·马克西米安·斯特拉瑟（Otto Johann Maximilian Strasser，1897 —1974），德国政治家，德国纳粹党左翼派系领导人，二战前与希特勒决裂，流亡海外，组织抵制纳粹主义的运动。﹜

　　知识分子与群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倾向于理性，更关注事实。他们的批判性的思维习惯使得他们抗拒对群众很有效果的宣传内容。在乌合之众中，“本能是至高无上的，由本能派生出信仰……健全的平民会本能地结合成社区”。当然，不言而喻，由一位领袖进行领导，“知识分子却像庭院里的母鸡，三三两两，各自信步而行，你无法利用他们去创造历史，也不能作为构成集体的一分子派上用场”。知识分子讲求实证，会惊讶于逻辑的矛盾和谬误。他们认为过度简化是思想的原罪，不受宣传人员惯用的口号、没有根据的断言和空泛的大而化之等手段的影响。

　　“一切有效的宣传，”希特勒写道，“必须限制在几则干巴巴的必要的内容，然后再以几道一成不变的公式进行表述。”这些一成不变的公式必须一直重复，因为“只有不断地重复才能最终成功地将一个理念移植到群众的记忆中”。哲学教导我们要去怀疑似乎不言自明的事物。而政治宣传则教导我们要接受不言自明的事物，不去进行判断或怀疑。煽动家的目的是让整个社会都奉他为领袖。

　　但是，正如伯特兰·罗素所指出的：“没有实证基础的教条体系如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优势在于能在信徒的群体内产生极强的凝聚力。”因此，蛊惑人心的宣传人员必须坚持教条主义。所有他的言论都是没有根据的。他所描绘的世界图景里没有灰色，一切要么是邪恶狰狞的黑色，要么是圣洁美好的白色。用希特勒的话说，宣传工作者应该“对每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采取一以贯之的一面倒的态度”。他绝不能承认自己或许是错的，或观点不同的人有可能在部分程度上是正确的。他们不应该与对手进行辩论，而是应该对其进行抨击，用音量压倒他们，如果他们实在是太讨厌，就把他们消灭。道德上有洁癖的知识分子或许会对这种事情感到震惊。但群众总是相信“先声夺人者是正确的”。

　　这些就是希特勒对群众的看法。它是一个极其下流卑劣的看法。但它是一个错误的看法吗？一棵树因其果实而被认识，一个关于人性本质的理论所构思出的手段被证明如此恐怖而有效，一定蕴含了至少一定程度的真理。美德和智慧属于彼此自由结合的小群体中的个体，而罪恶和愚昧也是。野心家会利用群众的愚昧和罔顾道德，煽动被蒙蔽的他们采取行动，但愚昧和罔顾道德并不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特征，而是乌合之众的特征。没有思想和罔顾道德并不是人性的特征，它们是畜群中毒的症状。

　　世界上所有高层次的宗教都在为个人寻求救赎和启蒙。天国存在于一个人的意志中，而不存在于乌合之众的集体无意识中。基督应允我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没有说他会在数千个畜群中毒的人中间出现。在纳粹的统治下，许许多多的人被迫花费许多时间排成密集的方队从A点走到B点，然后回到A点。“让整个人口进行游行似乎是在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和精力，”赫尔曼·劳施宁补充道，“直到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它是另有深意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目的和手段的调适。游行转移了人们的思想，游行扼杀了思想，游行标志着个体的终结。游行是不可或缺的魔术棒，目的是让人们习惯于机械的半仪式化的活动，直至它成为第二本能。”

　　从他的观点和他所选择的进行可怕工作的层次，希特勒对人性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将男人和女人看作个体，而不是乌合之众或被严格控制的集体的成员，在我们看来，他似乎错得很离谱。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口过剩和过度组织化日益严重，大众传媒的手段越来越有效，我们如何能够保住诚实和重塑人类个体的价值呢？现在我们还能提出这个问题，或许还能得到答案，但再过一代人或许就无法得出答案了，在令人窒息的集体气氛下，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人去提出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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