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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传 ▼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并不想写成一部音乐学方面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处于苦恼不堪的时期,经受着既能摧毁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我逃离巴黎,来到我儿时的伴侣贝多芬身边,寻求十天的庇护,在人生的战场上,他曾多次给予我支持和帮助。我来到他的故乡波恩,重新觅得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在科布伦茨的访问,我从韦格勒的孙儿们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 在美因兹,我听到了由韦恩加特纳[1]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在这浸透了他的苦难、勇气、欢乐与悲哀的灰暗潮湿的四月天,在雾气弥漫的莱茵河畔,我与他单独相处,倾诉衷肠;我跪倒在地,他以强有力的手将我扶起,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施洗。在他的祝福之下,受到鼓舞的我,与人生重新缔约,踏上了重返巴黎的路程,一路上向上帝唱着痊愈者的感恩曲。那感恩曲就是这篇传记,起先由《巴黎杂志》发表,继而由贝玑[2]拿去刊载。我没想到它的声音会传到朋友们的圈子之外。但是,“命运就这样注定了……”[3] 赘述诸多枝节,恳请读者见谅。因当今有些人会在这首颂歌中寻求按严格的史学方法撰写的学术著作,我不得不对此做出回答。我在某些时刻,也会充当史家。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研究等若干著述中,我也曾为音乐科学做过认真的奉献。然而《贝多芬传》却不是为学术而写作的。这是受伤的、被窒息的心灵之歌,是它复苏后,重新振作起来,向救主感恩的歌。我知道,这救主已被我改头换面,但一切从信与爱出发的行为无不如此。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一种行为。 人们踊跃购买,给这本小书带来它所不曾企求的好运。这个时代,法国成千上万的生灵,受压制的理想主义的一代,都焦虑地期待着那一声解放的号令。这号令,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于是他们从中寻求支持。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真像是唱天主的羔羊[4]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注视着祭祀礼的痛苦的脸,因受到启示而满面生辉?今日的生者与昔日的生者已相距很远了。(但他们能否距明日的生者更近呢?)本世纪初的这代人里,多少队列已被横扫:战争好比一个无底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在那里面失去踪影。我这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手笔的小书,竟无意中与他们相似,而他们也从中认出了自己。一个藉藉无名者写的小册子,从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店出来,几天之内便广为传播,它已不再属我所有了。 我刚把此书重读了一遍,虽说写得还不够充分,我也不打算再改动了[5]。因为它应当保留最初的特色,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要把对一代人的怀念,和对他们的伟大同伴,正直坦诚的大师的祭奠结合在一起,是他,教给了我们如何生,如何死。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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