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底两万里(86)_儒勒·凡尔纳

八六

　　我去了客厅两次。我想看看罗盘。我想看看“鹦鹉螺”号是正在带着我们接近海岸还是驶离海岸。都不是，“鹦鹉螺”号既没有靠近海岸，也没有驶离海岸，一直在葡萄牙水域沿着大西洋海岸向北行驶。

　　因此，只能打定主意，准备逃跑。我的行李不重，除了笔记没别的。

　　关于内莫艇长，我想的是，对我们的逃离，他会怎么想；我们的逃离会在多大程度上使他感到不安，会给他造成多大伤害；如果我们逃跑时被发现了，他会怎么办？如果我们逃到半路失败了，他又会怎么办？我当然没有理由怨他，正相反，我应该感激他，因为没有比他更坦诚好客的了。不辞而别，也不能说我忘恩负义，我们和他之间没有任何誓言的约束。为了把我们永远留在身边，他靠的是环境造成的形势，而不是我们的承诺。不过，他公然要把我们永远囚禁在潜艇上的意图，也就使我们逃跑的愿望变得合情合理。

　　我们参观桑托林岛以后，我还一直没有见过艇长呢。也许，命运会在我们出发之前让我和他面对面碰上？这既是我希望的，也是我害怕的。我注意听了听，看能不能听见他在我隔壁屋子里走动的声音。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那间房里可能没人。

　　这时我忽然想到，那怪人也许根本就不在船上。自从小艇离开“鹦鹉螺”号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的那一夜起，关于这个人，我思想上稍稍起了些变化。我想，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内莫艇长和陆地可能一直以某种方式保持着联系。他从来不离开“鹦鹉螺”号吗？我常常一连几个礼拜碰不见他，他干什么去了？在我以为他愤世嫉俗情绪大发作的时候，他会不会正在远处的一个什么地方进行一项其性质一直不为我所知的秘密活动呢？

　　这些想法和一些别的念头搅在一起，就这样不停地纠缠着我。在我们所处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境遇中，猜想的范围必然会无边无际。我觉得难受，要支持不住。等待中的这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我心急如焚，每一个小时都显得那么漫长！

　　像平常一样，我在房间里用餐。我心里满满的，吃不下，七点就离开了饭桌。离我应该去和内德·兰德会合的时间——我一直在分分秒秒地计算着——还有一百二十分钟。我越来越烦躁，脉搏跳得越来越快；我坐立不安，不停地走来走去，希望通过活动使我烦乱的心静下来。在这种鲁莽的举动中可能会丧命，这还不是我最担心的；我最怕的是，离开“鹦鹉螺”号之前，计划暴露，被带到怒容满面的内莫艇长面前，或者，比这个更糟，他不发怒，只是因我的背弃而伤心难过。想到这些，我心跳得更厉害了。

　　我想最后再看一眼客厅。我从纵向通道走过，来到那间陈列室，我曾经在那里度过很多愉快而有益的时光。我看着那些价值连城的宝物，那副样子，就像个即将被发配而永远不再回来的人。这些自然界的奇珍异宝，这些艺术杰作，我在其中生活了这么多时日，如今就要永远地弃之而去了！我还想通过客厅里的舷窗看看大西洋的海水，可窗子的防护板关得严严实实，一层钢板把我和这个我尚不熟悉的大洋隔开了。

　　在客厅转了一圈以后，我来到开在墙隅斜面上的那扇门旁；这扇门开向艇长的房间。让我甚为吃惊的是，门是虚掩着的。我不由自主地退了回来。如果内莫艇长在房间里，他能够看到我。但我没听到任何声音，于是就又往前走去。房间里没人。我推开门，往里走了几步。一切都是老样子，像修道士住处那样严整、朴实。

　　这时，墙上挂着的几幅蚀刻版画，映入了我眼帘。我第一次参观的时候没注意过这些画，那些是把一生都献给了人类伟大理想的历史伟人的肖像：在“波兰完了！”^[42]的呐喊声中倒下去的柯斯丘什科^[43]、“现代希腊的莱奥尼达斯^[44]”博扎里斯^[45]、爱尔兰的保卫者奥·康乃尔^[46]、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华盛顿、意大利爱国人士马宁^[47]、倒在奴隶主枪弹下的林肯和吊在绞刑架上的那个为黑人解放而牺牲的约翰·布朗^[48]——那样子和维克多·雨果描写布朗被处死的可怕场面一样。

　　这些伟人的思想和内莫艇长的思想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我能通过这些肖像参透内莫艇长生活中的秘密吗？难道他是被压迫人民的领袖和受奴役种族的解放斗士？是十九世纪最近发生的政治或社会动荡中的头面人物？美国的南北战争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是一场悲惨然而万古流芳的战争，难道他是这场战争中的英雄？……

　　突然，钟声响了，敲了八下。钟锤敲在铃上的第一声就把我的思绪打断。我蓦然一惊，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眼把我心中最隐蔽的思想看穿了似的，于是，我急忙从那间屋子里走出来。

　　出来之后，我看了一眼罗盘。我们的航向一直是正北。航速表显示的速度是中等，气压表指示的深度是六十英尺。看起来，情况于实施那加拿大人的计划有利。

　　我又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穿得暖暖的，脚上穿的是潜水靴，头上戴的是水獭帽，身上穿的是丝面海豹皮里的外套。我已经准备就绪。我等着。潜艇上静悄悄，打破这寂静的只有螺旋桨的嗡嗡声。我竖起耳朵听了听，看会不会听到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表明内德·兰德的逃跑计划已经被发现。我心惊胆战，怕得要命。我想让自己沉着点，但是做不到。

　　只差几分钟就九点了，这时，我把耳朵贴到艇长的门上。什么声音都没有。我离开房间，回到客厅；客厅里半明半暗，但是没有人。

　　我打开通往图书室的门。图书室里光线也不足，也是空无一人。我走到开向中间梯子间的门旁站好，等待着内德·兰德发出信号。

　　就在这时，螺旋桨的转速明显地慢了，接着就完全停了下来。“鹦鹉螺”号要干什么？这种暂停于实施内德·兰德的计划是有利还是有害？我拿不准。

　　静得要命，打破寂静的只有我的心跳声。

　　突然，我觉得轻轻一震。我明白了，“鹦鹉螺”号停在了海底。我更加担心起来。我没有接到那加拿大人的信号。我想去找内德·兰德，劝他把逃跑的计划往后推迟。我觉得，潜艇不是在正常条件下航行。

　　这时，大客厅的门打开，内莫艇长走进来。他一看见我，就开门见山地说：

　　“啊！教授先生，”他说，声调很友好，“我正找您呢。您是否了解西班牙的历史？”

　　即使一个人对自己本国的历史能倒背如流，在我当时所处的情况下，心乱如麻，脑海里一片空白，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怎么样？”内莫艇长又问了一遍，“您听清楚我的问题了吗？您了解西班牙的历史吗？”

　　“非常粗浅。”我答道。

　　“学者们都是这个样子，只专一门。”艇长说，“那么，请坐。”他又加了一句，“我来给您讲一段西班牙历史上的逸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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