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漂流记(64)_丹尼尔·笛福

六四

　　▼第十九章　回到英国

　　办完这些事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了他们，上了船。我们准备立刻就开船，但直到晚上都没有起锚。次日大早，那五个人中间的两个游到船边，以最为可怜的腔调抱怨那另外三个人欺负他们，乞求看在上帝的份上让他们上船，否则他们会被那三个家伙杀了的。他们恳求船长让他们上船，哪怕马上把他们吊死也心甘情愿。

　　看到这，船长假装没有我的允许他无权决定。后来，经过种种为难，他们也发誓痛改前非后，才把他们收到船上。然后，给他们每人一通鞭打，打完后再用盐和醋擦伤口^①。此后，他们就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了。

　　﹛①这么做既可以增加痛苦，又可以防止感染。﹜

　　此后，趁着涨潮，我吩咐用小艇把答应给那三个人的东西送到岸边。经过我的说情，船长派人把他们几个的箱子和衣服拿给了他们，他们收了，十分感激。我又鼓励他们说，倘若将来我有船可派来接他们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的。

　　我离开小岛时，把我做的大羊皮帽、伞和一只鹦鹉带上了船，作为纪念。我还没有忘记拿走我前面提到过的钱。这些钱一直堆在那儿，根本用不上，早已锈迹斑斑，银光黯淡，若非拿在手里摩挲擦拭一番，丝毫看不出原来是银元。我从西班牙破船上拿来的钱也是如此。

　　就这样，根据我在船上找到的日历，我于1686年12月19日离开了这座小岛。在这座小岛上，我一共待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①。我第二次得救的日子，跟我第一次得救的日子相同。第一次得救，是指我乘着长艇从萨累的摩尔人那里逃了出来。这次，乘着这只大船，在漫长的旅程之后，我于1687年6月11日抵达了英国。中间三十五年过去了。

　　﹛①作者计算错误，应为二十七年。﹜

　　到了英国，我才发现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仿佛没有一个人认识我。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管家还活着，但在这个世界里活得很惨，她改嫁后又变成了寡妇，境况凄凉。我要她不要把欠我的钱放在心上，安慰她说我不会找她麻烦。相反，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照顾和忠心，我尽我微薄之力给了她一点接济。当然，那时我财力有限，只能给她一点点的帮助，但我安慰她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从前对我的好。将来只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她，我也决不会忘记她。这都是后话了。

　　后来，我去了约克郡。我父亲已经死了，我母亲及全家人也都没了。我只找到两个妹妹，和我一个哥哥的两个孩子。由于我长年在外，大家以为我早已不在世上，因此没有给我留一点遗产。总之，我完全得不到一点救济或帮助，我带的那么点钱无法让我在世上安身立命。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时却有人找我报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我欣然伸手，救出了船长，并让船只和货物逃过一劫，船长在回国后，便向各位船东详细地汇报了我是如何救出人和船的，他们听后，便邀请我跟他们以及一些相关的商人见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又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报答。

　　但是在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作了几番思考后，我感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成家立业，便决定去里斯本，看看能否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的一点情况，以及我那位合伙人怎么样了。我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以为我死了多年了。

　　抱着这一想法，我搭上了去里斯本的船，于第二年四月份到了那里。在我这样奔波的时候，我的仆人星期五一直忠诚地跟着我，他证明了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最可靠的忠仆。

　　我到里斯本后，经过一番探询，找到了我的老朋友，就是那位把我从非洲海面救起来的船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船长现在老了，不再出海了，让他的儿子接手船上的事，而他的儿子也老大不小了，仍旧在做巴西的生意。老人家认不出我了，说实话，我也几乎认不出他了，但不久我就想起了他的模样。当我告诉他我是谁时，他很快就记起我来了。

　　老朋友重逢，免不了有一番热切的交谈。接着你们也知道，我问到了我的种植园和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家告诉我，他已有九年未到巴西了，但他可以保证，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我曾委托他和另外两位代理人照管我的产业。那两位代理人都已经死了。尽管如此，他相信，我还是可以得到一份种植园发展的详尽报告。因为，在人们以为我出事淹死了之后，我的几位代理人就将我在种植园股份内应得到的收入，报告给了财政检察官。财政检察官怕我永远也不会来认领这笔财产了，就作了如下的分配：三分之一给国王，三分之二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用来救济穷人，以及让印第安人皈信天主教。但是，如果我回来了，或者有人声称继承我的遗产，那么这笔钱就当归还。只是划拨给慈善事业的历年收入是不能归还的。但他向我保证，国王的土地税收官以及修道院的管家一直在监督着我的合伙人，要他把每年的收入都列一个真实可信的账目，并上交我应得的那部分。

　　我问他，他是否知道，种植园的发展已达到何等规模，他是否认为还值得经营。倘若我去巴西索回我应得的那部分，是不是会遇到什么麻烦。

　　他告诉我，他不清楚种植园发展到了何等规模，但他知道，我的合伙人单靠他那一半股份所获的利益，就已经成为当地土豪了。他跟我说，他现在想起来了，他曾听说，上交国王的那三分之一，好像是拨给了某个别的修道院或宗教机构了，每年超过二百莫艾多。我要收回这笔财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的合伙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我的名字在巴西也登记在册。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继承人都是十分公正诚实，也十分富有的人，他相信我不仅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拿到我的财产，还可以从他们手里拿到一笔可观的属于我的现款。那是从他们父亲受我委托照管我的种植园开始，到他们放弃权利、收入缴公为止，大约十二年之内我的种植园的收入。

　　听了他的话，我显得有些焦虑不安。我问老船长，他既然知道我已立下遗嘱，而且指定他这位葡萄牙船长作为我的全权继承人，他怎么会让代理人来处置我的财产呢？

　　他跟我说，他确实是我的继承人，但是并没有关于我死亡的证据。如果没有我业已死亡的确切证据，他是没法成为我的遗嘱执行人的。此外，他也不愿意对远在天边的事情插上一手。他确实登记过我的遗嘱，签上了他的声明。如果他能提交我的死亡证明，他早就会依据财产委托权，接过我的糖厂（他们叫糖屋），并命令如今在巴西的儿子去处理了。

　　“但是，”老人家说，“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可能不像别的事那么容易接受。当时我们都以为你死了，全世界都以为你死了，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以你的名义，把你最初六至八年的收入给了我，我也收了。当时种植园正要大发展，需要扩充设备，建造糖厂，购买奴隶，不像后来那么赚钱。不过，我一定会把我的收入及花销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你。”

　　我和这位年迈的朋友又连续谈了好几天，他给了我一份账单，是我种植园头六年的收入记录，上面有我的合伙人和代理人的签名。当时交出来的都是现货，如成捆的烟叶，成箱的糖。此外还有甘蔗酒、糖蜜等，都是糖厂的副产品。从这个账单我发现，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但是如他所说，由于开销大，起初实际收入是很少的。然而，老人还是告诉我，他欠我四百七十个莫艾多，外加六十箱糖和十五大捆烟叶。那些货物在回里斯本的海上失事，全部没有了。那是我离开巴西十一年后的事。

　　这位老好人跟我说起他的倒霉事，他迫不得己，只好动用我的钱来弥补他的损失，入股买了一条新船。“但是，我的老朋友，”他说，“你要是缺钱的话，钱不会少你的。我儿子一回来，就可以把钱全部还给你。”

　　说完这话，他就打开一个老旧的钱袋，给了我一百六十莫艾多。那条新船，他和他儿子各占四分之一的股份，现在由他儿子开到巴西去了。他把他和他儿子的股份开了一张出让证明给我，用作对我的其余欠款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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