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18)_奥斯特洛夫斯基

一一八

　　下班之后，他走进党委宣传部的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敞开的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宣传部开会。他进去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不久就有几个人进来。保尔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但是他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那就是本州财经处长，一个漂亮的高个子，带着军人派头的法伊洛。保尔一向就听说法伊洛是一个酒鬼，见了长得不错的姑娘就追。

　　法伊洛以前打过游击，他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就眉飞色舞地告诉人家说，他怎样在一天之内砍下十几个马赫诺匪帮的头。保尔实在讨厌他。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团员哭着走到保尔跟前，诉说法伊洛怎样答应和她结婚，但是和她同居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抛弃了她，甚至和她见面时连一句话都不说。当这件事提到监察委员会的时候，法伊洛还是逃脱了惩罚，因为那个女孩子提不出证据。可是保尔却相信她所说的话。

　　那些走进办公室来的人不知道保尔坐在那儿。其中有一个人说：

　　“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你最近又有了什么新的收获？”

　　问话的人是格里鲍夫，法伊洛的朋友之一，同他是一样货色。不知道为什么，格里鲍夫竟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宣传员，虽然他是一个极端浅薄和无知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笨蛋。但是他对这个宣传家的称号很得意，一有机会，不论是适当不适当，总要夸耀一番。

　　“你应当祝贺我！昨天我已经把科罗塔耶娃弄到手了。你还说我怎么也不会成功。不，老弟，我要是看中一个娘儿们，我就准能……”接着法伊洛说了一句脏话。

　　保尔立刻感到神经哆嗦了一阵——这是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州妇女部主任，她和保尔同时到本州来，因为是同事，保尔成了她的好朋友。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党的工作人员，她对每一个妇女，对任何一个到她那里请教或求助的人，都是同情和关心的。委员会的同志们对她都很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所说的，无疑就是她。

　　“你不是撒谎吧，法伊洛？”格里鲍夫问，“我看她不像是那种人。”

　　“你说我撒谎吗？那么，你把我当什么人呢？比科罗塔耶娃更难弄的娘儿们我还弄到手哩；你只要知道怎么去弄。对每个女人都要有一种特殊的接近方法。有的当天就让你弄到手，不用说，这些都是废料。有的你就得追上一个月。主要的是要懂得她们个人的心理。对每个人都要用特殊的方法。老弟，这是一门完整的科学，而在这方面，我是一个专家。哈——哈——哈……”

　　法伊洛说到这里，他那股自满劲儿使他喘不过气来。那些听者就开始逗他说下去。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具体细节。

　　保尔站起来，紧握着他的拳头，他觉得他的心正在疯狂地跳动。

　　“自然，像科罗塔耶娃那样的女人，打算随随便便就弄到手，那连想也别想，可是我又不肯丢开她，尤其是因为我和格里鲍夫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于是我就开始运用战术……我到她那儿去了一两次。我看，她不理我。我心里想，外边正有关于我的种种流言，说不定她已经听到什么了……一句话，侧击是失败了……因此我就迂回，迂回。哈，哈，……你猜我怎么着，我就开始述说我怎样参加战争，杀了那么多的人，怎样作了这么个流浪汉，一向又怎样受过许多的苦，始终没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人，以致过着这么孤独的可怜虫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体贴我和对我表同情……一直这样诉苦，一味假装可怜。一句话，进攻她的弱点。我在她身上费了许多工夫。有一阵，我甚至想索性放弃她，结束这场滑稽表演。但是，这在我是一桩有关原则的事情，所以我仍然坚持下去……到了最后，她终于让我弄到了手。老天不负苦心人，——没料想我得到的不是一个妇人，而是一个处女。哈，哈！……太有趣了！”

　　法伊洛还在把他那令人作呕的故事继续说下去。

　　保尔已经记不清楚当时他是怎样一下子就冲到法伊洛跟前。

　　“你这畜生！”保尔喊着说。

　　“你骂谁畜生？指我还是指你？你这偷听人家说话的畜生！”法伊洛回答说。

　　保尔显然还说了别的话，因此法伊洛就抓住他的胸口，说：

　　“你以为你可以这样侮辱我吗？”

　　接着就给保尔一拳。原来他是喝醉了的。

　　保尔拿起一只橡木方凳，只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上。保尔的手枪不在身边，这样法伊洛才没有丧命。

　　然而他已经打伤了人了，因此就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一天，保尔不得不出席党的法庭。

　　整个党的组织都在市立剧院里集合。宣传部里发生的事情把所有的人都惊动了，所以这次的审问也就变成了一场关于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个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问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地位。这个案子只是一个信号。法伊洛本人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挑战式的。他厚颜无耻地微笑着说，这个案子应由人民法院审理，而柯察金把他的头打破了，应该被判处强劳。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坚决拒绝答复。

　　“什么？你们打算利用我这案子来作谈话资料吗？对不起，办不到。你们可以随便给我加上什么罪名，可是妇女们对我的攻击，理由很简单，只是因为我不理睬她们。这值不得小题大做。要是现在是一九一八年，我早就照我自己的办法和柯察金这疯子算账了。现在就是没有我在这儿，你们也可以处理的。”说完他离开了法庭。

　　当法庭主席要求保尔叙述经过的时候，保尔便开始平心静气地述说，但是谁都可以看得出，他是在竭力抑制他自己。他说：

　　“这里所讨论的事情，是因为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才发生的。从前，我常用我的拳头来代替我的头脑，但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这次事件是意外的，在法伊洛的头上挨了一下之后，我才明白我错了。我的这种‘游击作风’的暴露近几年来还是头一次。我痛责我自己的行动，虽然，说句实话，他挨打是应该的。在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生活中，法伊洛事件是一个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淫棍，一个流氓。我永远不能跟这种丑恶的现象妥协。这次事件已经使我们全体不得不来好好地谈谈生活准则问题了，这是整个事件唯一的积极结果。”

　　绝大多数党员举手赞成开除法伊洛的党籍。格里鲍夫因为作假见证，受到了警告、严厉申斥的处分。别的参加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把保尔的神经状态告诉了法庭。当党检察员提议给保尔申斥处分的时候，全体都表示强烈的反对，因此党检察员撤回了他的要求，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之后，列车载着保尔上哈尔科夫去了。州党委会因为保尔坚决申请，同意了让他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听候分配。他得到了一封公正的鉴定书之后，就动身了。阿基姆恰好是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之一。保尔跑去看他，把事实的经过告诉了他。

　　阿基姆读着保尔的鉴定书，在“对党异常忠诚”之后，接着就是：

　　具有党员应有的涵养，只是在极少的场合表现暴躁，不能自持，这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曾受过严重的损伤。

　　“呵，亲爱的保尔，”阿基姆说，“他们到底还是把那件事记在这个很好的鉴定书上了。可是你用不着担心，就是身体最健康的人，有时也难免做出这样的事。你到南方把身体养好吧。等你回来，咱们再决定你到哪里工作。”

　　于是阿基姆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这儿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社员”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花坛、闪烁的喷泉、爬满葡萄藤的大楼房。休养员们穿着白色的服装和浴衣。一个年轻女医生记下了他的姓名。一所楼房拐角上的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床上铺着白得耀眼的床单，屋子里十分清洁和安静。保尔照例洗了一个澡，周身轻快，换了衣裳，然后就急忙到海边去了。

　　他面前是一片壮丽而宁静的、碧蓝无边的，像光滑的大理石一般的海。在目所能及的远处，海和淡蓝色的云天相连；涟波映着熔化的太阳，现出一片片的火焰般的金光。远处连绵的群山，在晨雾上隐现。他的肺深深地吸着使人心旷神怡的新鲜的海风，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这伟大宁静而碧蓝的沧海。

　　懒洋洋的波浪亲切地朝脚边爬过来，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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