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12)_奥斯特洛夫斯基

一一二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讲坛上那个人还在念着那些名字，大家都知道这些人都是长久跟钢铁和重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

　　当名单上的第一个人走上讲坛的时候，全场静得连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

　　老头子波利托夫斯基在叙述自己的生涯的时候，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从前一个工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大家全都知道。过的是奴隶的生活，老的时候像一个叫化子一样死去。唉，我得承认一件事，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肩膀上又挑着家庭的重担，所以我当时没有想到入党。虽然我从来不曾在战斗中帮助过敌人，但也很少参加战斗。一九〇五年我在华沙的工厂做工，那时候我作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和布尔什维克们一道工作过。那时候我还年轻，而且干事也泼辣。老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的死叫我太伤心了，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我不能再说我年老了！……让讲得好的人讲吧，我不会讲话。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永远不变心！”

　　老司机的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点了一下，灰色眉毛下面的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会场里的人，仿佛在等候着他们的裁决。

　　没有人举手反对这矮个子的白头发的老头子。当党委要求非党员们和党员一样举手表示意见时，也没有一个人弃权。

　　波利托夫斯基在离开讲坛时，已经成了一个党员。

　　会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一桩不平常的事情正在进行。在老司机刚才站立的地方，现在站着身材高大的阿尔焦姆。这个钳工不知道怎样去对付他那两只大手，因此他老是摸他那顶带大耳罩的帽子。他那件边上已经脱了毛的羊皮短外套完全敞着，里面灰军服领子上的两颗铜钮扣都扣着，这使他显得就像过节那样整洁。他面对着大厅，突然看到一个熟识的妇女的面孔——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坐在从缝纫工厂来的工人们中间。她给他一个宽恕的微笑，那微笑里含着赞成的表情，而在她的嘴角上，还另有一种半隐半露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阿尔焦姆，讲讲你的经历吧！”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柯察金觉得难于开头，他不习惯在大会上说话。也只在这时候他才感觉到他还不知道应该怎样把生活中积累的一切事情告诉听众。他很难把字句凑拢在一起，同时他又十分激动，这就更妨碍他说话了。这样的情形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他心里十分明白，他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大转变，——他现在正要跨出最后的一步，转向一个新的方向，一个能够使他那委靡不振的生活得到温暖和具有意义的方向。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他开始说。

　　会场里很静。六百个人都小心地倾听这高大的、生着鹰鼻子和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我母亲在阔人家里当佣人。我不大记得我爸爸，他和我母亲合不来。他时常喝醉。我们和母亲在一起过活。她没法养活我们那么多人。她一个月只拿到四个卢布，吃东家的饭，就为了这几个钱，她一天从清早忙到半夜，腰都累弯了。我侥幸能在初级小学念了两个冬天，学会了读书写字，但是到了我满九岁的时候，我母亲没有法子了，只好叫我到一个小铁厂当学徒——我干了三年，没工钱，只管饭……老板是一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本来不愿收容我，因为我年纪太小，但是我长得很高很壮，母亲就把我的年龄多报了两岁。我给那德国人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有学到，只替老板做些零活和买酒。他时常喝得醉醺醺的……一会儿叫我去撮煤，一会儿叫我去拿铁……他老婆拿我当她的小奴才：叫我倒尿盆，削土豆。她动不动就踢我，常常是没有理由，只是由于习惯。只要我没能让她满意，她就照着我的脸上给两三巴掌，她因为她男人喝酒就常常拿别人出气。有时我从她手里挣脱，跑到街上，可又能向哪里逃呢？我能够向谁诉苦呢？我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而且，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厂里也是一样。厂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那混蛋，总是拿我来开心。有一回，他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他指着安放铁炉的那个角落说。我就用手捡起那个铁垫圈——这才知道那铁垫圈是刚刚从炉里拿出来的。它搁在那里是黑色的，可是用手一拿，就把你指头上的皮烫掉了。我痛得大声号哭，可是他倒哈哈大笑起来。我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熬煎了，就逃回母亲那儿去。可是母亲没有地方安置我，她又哭着把我带回那个德国人那里。在第三年，他们才教我一点手艺，还是不断打我。所以我又逃走了，到了老康士坦丁诺夫。我在那边一家腊肠作坊里干活。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都是在洗肠子，过着狗一样的生活。后来老板赌钱把作坊输掉了，欠了我们四个月的工钱逃走了。这样我才逃出了那个臭茅坑。我爬上火车到日美林卡去找工作。我很感激那里铁路工厂里的一个工人，他很可怜我。他弄清楚了我在铁工厂做过工，就假装是我的叔叔，竭力把我荐到厂里去。我的个子高，他们就说我是十七岁，于是我就作了钳工的下手。后来我转到这里，已经做了九年工。这就是我过去的生活，至于现在的情形，你们大家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现在他必须说到更重要的一部分了，这也是最难说的一部分，他不能等到别人问他之后再说。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说下去：

　　“谁都有权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在革命的烈火刚一烧起来的时候就作布尔什维克？我能回答他们什么呢？那不是年龄的关系，我离年老还远得很，可是我到现在才找到自己的路。我在这里有什么可掩饰的呢？我们都迷了路。老实说，我们都应该在一九一八年，也就是在举行大罢工反对德国人的时候，就开始走这条路的。有一个水兵叫朱赫来，他和我们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〇年，我才拿起了步枪。后来这事情结束了，我们把白军赶进了黑海，我们又转回家来。接着就是结婚，生孩子……我让家事给拖住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死了，党发出了号召，我看看自己的生活，看出了它缺少的是什么。我们仅仅保卫苏维埃政权还不够，还应当像一家人一样加入它，来接替列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一样。我们都应当作一个布尔什维克——它是我们自己的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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