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90)_奥斯特洛夫斯基

九〇

　　保尔想不到自己的声音是那样严厉。

　　“菲金事件只是一个信号，主要的还不是菲金。我昨天搜集了几个数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这些数字是我从考勤簿上得来的。请大家注意地听一下：团员有百分之二十三每天要迟到五至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一种规律。有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都有一天或两天不来厂工作。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占百分之十四。这些数字比鞭打还要厉害。我又顺手把别的数字记下来：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占百分之四。党外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再就损坏工具而论——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百分之七是生手。从这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团员的工作比党员和党外的成年工人要坏得多。但是，并非各处都是这样。我们对锻工车间只有钦佩，电工车间的情形也挺不错，其他各车间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的意见，霍穆托夫同志关于纪律的发言只是说了应说的四分之一。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矫正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不想鼓动诸位，也不想为这事开个群众大会，但是，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向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动攻势。老工人们都直率地说：‘从前大家替老板做工的时候，还做得好一些，替资本家做工的时候，一般说来，都比较仔细，现在我们自己是主人了，可是竟发生了这种事情，这是无法原谅的。’这主要还不是菲金和其他个别工人的过错，这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人的过错，因为我们不但没有严肃地和这种坏事斗争，有时反而拿这个或那个作借口，来袒护菲金那样的人。

　　“萨莫欣和布蒂利亚克刚才说菲金是‘自己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个积极分子，担负社会工作。至于弄坏了钻头——算了吧，那又算得了什么？谁都可能弄坏东西。他是‘自己人’，而工长霍多罗夫却是‘外人’。……虽然向来就没有人对霍多罗夫进行过教育……不错，他时常挑别人的过错，可是，他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了！我们现在先不谈他的政治立场。就这件事说，他是对的：他是一个党外的人，但他却爱惜国家的财产，而我们自己的人却毁坏从外国买来的贵重工具。应当怎样去解释这种颠倒的现象呢？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展开我们的攻势。

　　“我提议把菲金当作一个懒惰的、不负责任的工人和生产的破坏者，从共青团开除出去。我们应该把他的事情登在壁报上，并且公开地、一点也不怕什么议论地把这些数字在一篇文章里公布出去。我们的力量是够大的，我们有强大的后盾。共青团的基本群众都是优秀的工人。他们中间有六十个人参加过博雅尔卡的筑路工作，这是一个最可靠的学校。在他们的协助与合作之下，我们一定能够纠正这些缺点。不过我们必须一刀两断地完全抛弃对这个事件所取的妥协态度。”

　　保尔一向是个沉着静默的人，但这一席话说得很尖锐、很激烈。茨维塔耶夫现在才初次看见保尔的本色。他也知道保尔的话是正确的，但是那种戒备的感情仍然阻碍他赞成保尔的意见。他把保尔的发言看做是对整个组织状态的严厉批评，看做是破坏他茨维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决定反击。在反驳时，他首先斥责保尔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争论继续了三个钟头，天很晚的时候才结束。最后，大家的意见一致倾向保尔方面，茨维塔耶夫终于给不可推翻的事实的逻辑所击败，失去了大多数的支持。这时候，他竟采取了荒唐的手段——违反了民主，坚持保尔应当在最后表决之前离开会场。

　　“好的，我就走，不过，茨维塔耶夫同志，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只是警告你，如果你不顾一切，仍然坚持你的意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向全体大会提出，我相信那时候你决不会得到多数的赞成。茨维塔耶夫，你显然是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以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

　　茨维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叫道：

　　“什么，你想吓我吗？用不着你说，我自己就会向党组织提出的，而且我还要汇报关于你的问题。要是你自己不想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把门带上，用手揩揩热得发烫的额头，穿过无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一走到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他点了一支烟，朝巴蒂耶夫山冈上托卡列夫住的那间小屋子走去。

　　托卡列夫正在吃晚饭。他一边叫保尔坐下吃饭，一边说：

　　“你讲讲吧。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达丽亚，给他盛一碗粥来。”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正好和她的丈夫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碗小米粥放在保尔面前，然后掀起她的白围裙揩揩湿嘴唇，用亲切的声音说：

　　“亲爱的，你吃吧。”

　　从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常到他家去，坐到很晚才走。但是从他回城里以后，这还是第一次到老头子家里来。

　　老钳工专心地听着保尔所讲的一切。他自己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边听，一边用汤匙喝粥，偶尔轻轻地哼一声。吃完了饭，他用手绢抹干了胡子，清了清喉咙，对保尔说：

　　“自然，你是对的。我们早就应该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应当从那儿开始。你刚才说，你和茨维塔耶夫冲突过了？这样不好。他固然是一个自大的青年，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工作吗？我正要问你，现在，你在铁路工厂究竟干什么？”

　　“我在车间。我什么都做一点。在团支部里，我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会里面呢？”

　　保尔觉得有点难以答复了，他说：

　　“最初，我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且需要读一点书，因此我没有正式参加领导工作。”

　　“呵，你看，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了！”托卡列夫带着一种不赞同的口吻喊着说，“你知道，孩子，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的时候，是不能怪你的。可是现在你的身体怎么样，好了一点吗？”

　　“好了一点。”

　　“那么，你就应当正式担负工作了。不要做局外人。谁见过站在一边、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的！任何人都会说你是在逃避责任，这是你无法辩解的。明天你就要把这种态度改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要和他好好地谈谈。”托卡列夫带着不满意的语气结束了他的话。

　　“大叔，你别怪奥库涅夫，是我自己请求他不要把我放到团委里去的。”保尔说。

　　托卡列夫嘲笑地打了声口哨，说：

　　“你请求他这样做，他也就尊重你的意见？唉，我真不知道要怎样对付你们这些团员们……来，来，孩子，咱们还是照老规矩……你读读报给我听，我这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

　　党委会通过了共青团委多数人同意的意见。因此党和团现在都要担负一个重要而困难的任务——每个人都勤恳工作，成为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茨维塔耶夫在团委会上受到了很严厉的批评。开头他还挺着脖子不认错，但是那个有肺病的面色苍白的党委书记洛帕欣把他问得无话可说，后来他只好承认了一半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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