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63)_奥斯特洛夫斯基

六三

　　又过了几天，每一次的会面、每一次的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冬妮亚卑鄙的个人主义渐渐使保尔难以容忍了。

　　这样，他们两个都知道感情的破裂是不能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一起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去作最后一次的谈话。他们站在陡坡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的灰暗的水在栏杆下面闪烁；一只拖着两个驳船的小轮船，正逆着水从桥孔里钻出来，用它的轮翼疲倦地拍着水面，缓缓地向前行驶。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一层金黄色，把各家窗户上的玻璃照得像火一样红。

　　冬妮亚看着金黄色的夕照，十分忧伤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就像这落日一样完了吗？”

　　他的眼睛盯着她，紧紧地皱着眉头，低声回答说：

　　“冬妮亚，这件事我们早都谈过了。自然，你知道我曾经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的，不过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你从前认得的那个保尔了。同样，如果你要求我把你放在党的前头，我就不会是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别的亲人们的。”

　　冬妮亚悲伤地望着碧蓝的河水，两眼饱含着泪水。

　　保尔注视着她的脸庞的轮廓和她那栗色的头发，禁不住对他曾经那样疼爱又那样亲近过的姑娘产生了怜悯心。

　　他温存地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对她说：

　　“你摆脱一切束缚，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让咱们一道为摧毁统治阶级而奋斗。我们这儿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和我们一道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和我们一道忍受着饥寒困苦。她们也许不像你那样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来污辱你，但是丘扎宁是一个堕落的坏蛋，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朋友们都敌视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像参加资产阶级的跳舞会似的穿得那么漂亮呢？骄傲把你害了。你不愿意跟那些穿着脏制服的人们一个样子。你既然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我也愿意你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他不再说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一张有着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签名的布告，那个签名的人正是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好容易找到了他办公的地方，但是门岗不让他进去。他死气白赖地磨来磨去，门卫几乎要把他抓起来。但他终于进去了。

　　这次和朱赫来的会面很好。朱赫来已经给炮弹炸去了一只胳膊。他们两个当时就把工作问题谈妥。朱赫来对他说：

　　“你暂时还不适宜到前线去。你就在这儿帮助我搞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吧。你明天就到这儿来。”

　　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已经打到华沙城下的红军，因为消耗了过多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又远离了自己的大后方，没能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就撤退了。波兰人把这次红军的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的白色波兰又可以存在一些时候，而成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希望也暂时不能实现了。

　　流血过多的国家，需要暂时的休息。

　　保尔没能回去看他的家人，因为谢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而且变成了双方战线的临时分界线。和平谈判已经开始。保尔日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朱赫来的房间成了他住宿的地方。他听到波兰白军占领了谢佩托夫卡的消息，心里非常忧愁。他对朱赫来说：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这样媾和的话，我母亲不是要留在国外了吗？”

　　但是朱赫来安慰他说：

　　“边界一定是沿着哥伦河划分的，所以谢佩托夫卡一定还是我们的。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了。”

　　许多师团由波兰前线调到南部去。当时，因为共和国正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弗兰格尔就乘这个机会，带领他的匪帮由克里木爬过来，沿着第聂伯河北进，逼近了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

　　现在和波兰的战争既已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以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列车不断地经过基辅向南开——上面满载着士兵、车辆、锅灶和大炮。保尔所参加的铁路肃反委员会正忙得一塌糊涂。列车像水流一样，不断地汇集在这儿，车站挤得水泄不通，一条空路轨也腾不出来，因此交通阻塞了。收报机不停地收到许多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要委员会腾出路轨，让这个或那个特别的师开过去。这样的电报简直没有个完，每一件电报都使用着同样的字句，如“应比其他优先……”“视为作战命令……”“迅即腾出路轨……”而且差不多每道命令上都有着这样的警告：如不执行这一命令，负责人将被交给军事法庭，受军法的审判。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军运畅通的机关。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一面挥动手枪，一面坚持着说，根据某某军司令员所发的某某号的电报，他们的列车应当先开。

　　他们谁也不愿意听：“这个办不到。”他们都说：“不行，得让我们先开。”接着就是一场可怕的争吵。在问题特别难解决的时候，就赶紧把朱赫来找来。于是，气势汹汹就要动枪的人们立刻安静下来了。

　　这个钢铁一般的人的形象，他那冷静沉着的态度，坚决的不容分辩的声调，时常使那些挥舞着的手枪重新插进枪套里去。

　　肃反委员会的繁忙的工作损害了保尔的神经。他的头时常疼得像针扎的一样，可是还得跑到月台上去。

　　有一天，他突然看见谢廖沙坐在一个堆满弹药箱的敞车上。谢廖沙一下就跳下来，差一点没有把他撞倒，紧紧地抱住他说：

　　“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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