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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无疑,怀亚特先生只是按照老习惯在放纵自己的嗜好——沉浸在一阵对艺术的狂热之中。他打开了长方形的盒子,为的是尽情欣赏一下里面那幅珍贵的图画。可是,这里头没有任何使他啜泣的事情,因此我重申,这可能只是我自己在喝了哈代船长的绿茶后产生的幻觉。在这两晚天快亮时,我清楚地听到怀亚特先生重新盖上盖子,用包了布的锤子把钉子重新钉好。做完这些,他穿戴整齐地从房间里走出来,去把怀亚特夫人从她屋里叫出来。

  我们已经在海上航行了七天,在离开哈特勒斯角时,刮起了十分猛烈的西南风。不过,我们对此有一定的准备,因为这段时间天气一直在向我们示威。船只各个部分性能良好,适合海上航行。由于风越刮越大,我们已经不能前进,船上挂的后樯纵帆和前桅帆都折叠了起来。

  我们这样平安无事地漂泊了四十八个小时——我们的船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是一条出色的海船,始终没有让海水灌进来。可是后来风力越来越强,由大风转成了暴风。我们的后帆被撕成了布条,使我们在波谷浪尖中颠簸,一连几个巨浪向我们扑来。在这次事故中,有三个人连同小厨房被卷进了大海,左舷舷壁也所剩无几。没等我们回过神,前桅帆又裂成了碎片。我们撑起了防风暴的支索帆,得以顺利地航行了几个小时,船在风浪中行驶得平稳多了。

  不过,大风仍然肆虐着,看不出减弱的迹象。我们发现船的索具不太合适,绷得太紧了。起风的第三天下午五点左右,后桅严重地迎风倾斜,越过了船舷。因为船身摇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想把它除掉,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船匠跑到船尾报告底舱进了四英尺的水。更加令我们一筹莫展的是,我们发现水泵被堵住,几乎不管用了。

  一片混乱和绝望——不过我们设法减轻船身的重量,把所有能抓到的货物都扔进了海里,把剩下的两根桅杆砍掉。这些我们终于完成了——可是对水泵依然毫无办法,与此同时,漏进船舱的水正在迅速上涨。

  日落时,风力明显减弱,海水也随之平静了一些,我们仍然抱有用救生船脱险的微弱希望。晚上八时,上风方向的云散了,一轮圆月照着我们——这个好兆头使我们沉重的心情欢快了许多。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大救生船顺利地放下水,然后所有船员和大部分乘客都挤上了船,他们这批人马上就出发了。经过许多磨难,终于在沉船后第三天安全到达了奥克拉科克。

  船长和十四名乘客留在船上,决心用船尾的单座艇碰一碰运气。我们顺利地把它放下水,尽管它下水时没被打翻完全是一个奇迹。小艇中坐了船长和他的妻子、怀亚特先生一行、一位墨西哥军官、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和一个黑人男仆。

  当然,除了几件不可缺少的器具、一些食品和身上的衣服外,小艇里装不下其他的东西了。也没有人想到抢救其他的东西。谁知刚刚划出几英寻远,怀亚特先生从艇尾的座位上站起来,冷冰冰地要求哈代船长把小艇划回去,他要去取他的长方形的盒子,可想而知当时大家是多么吃惊!

  “坐下来,怀亚特先生。”船长有些严厉地回答,“如果你不好好坐着,会把小艇弄翻的。我们的船舷差不多已经没在水里了。”

  “那只盒子!”怀亚特先生喊道,他依然站着——“那只盒子,听见了吗!哈代船长,你不能,也不会拒绝我。它分量很轻——一点也不重——根本不重。看在生你的母亲的分上——为了上帝的爱——看在你灵魂得救的分上,把小艇开回去取那只盒子吧,我求你了!”

  船长一时间似乎被画家恳切的请求打动了,可是他马上又恢复了镇静而严厉的态度,淡淡地说:

  “怀亚特先生,你疯了,我不能听你的。坐下来,听话,你会把小艇弄沉的。别动——拦着他——抓住他!——他要跳水!唉呀——我就知道——他跳下去了!”

  船长说这些话的时候,怀亚特先生真的从船上跳下去了。而且因为我们还在沉船的避风一侧,他以超人的气力抓到了从前缆上垂下的一根绳子,一转眼他已经上了甲板,发疯般地向船舱里冲去。

  与此同时,我们被刮到了船的后面,出了避风区,只能听凭波涛汹涌的大海摆布。我们坚决地努力往回划,无奈小艇像狂风中的一片羽毛。我们一眼看出不幸的画家是在劫难逃了。

  我们与沉船之间的距离在迅速拉大,这时只见那个疯子(对他我们只能这么看)从升降梯上出现,一个人把那只长方形的盒子拖上甲板,力气大得出奇。我们在震惊之下,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用一根三英寸粗的绳子在盒子上绕了几圈,又在自己身上绕了几圈。然后他连盒子带人跳入海中——一下子就没了,永远不见了。

  我们悲哀地停住桨,久久注视着他沉没的地方,最后我们还是划走了。沉默持续了一个小时,我终于忍不住说:

  “船长,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一下子就沉下去了?那不是不可思议吗?坦白地说,当我看到他把自己和盒子捆在一起跳入海中时,我还以为他有一丝脱险的希望呢。”

  “他们当然会沉下去,”船长答道,“而且是立刻沉下去。不过,他们还会升上来的——只是得等那些盐化掉以后。”

  “那些盐!”我叫起来。

  “嘘!”船长指了指死者的妻子和妹妹,“等我们有了合适的时间再来谈论这些事情吧。”

  我们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幸而像大救生船上的伙伴一样有老天保佑,经过四天的磨难,终于半死不活地到达了罗阿诺克岛对面的海滩。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受到打捞沉船的人对我们还算不坏的款待,最后乘船到达了纽约。

  在“独立号”失事一个月后,我在百老汇与哈代船长邂逅,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转到了那场灾难,特别是可怜的怀亚特的凄惨命运上,我因而得知了以下的情况。

  画家买了他自己和妻子、两个妹妹和一个仆人的船票。他的妻子确实如他描绘的那样,是一位容貌秀丽、才华横溢的女子。六月十四日早晨(就是我第一次登船的那天),这位夫人突然得病而死,年轻的丈夫悲痛欲绝——可是当时情况紧急,不允许他推迟去纽约的旅行。他必须把心爱的妻子的尸体带给她的母亲,另一方面,他清楚地知道公众的偏见不允许他公开这么做。十分之九的乘客宁可弃船而去也不愿意与死人同乘一艘船。

  进退两难中哈代船长做主,在尸体某些部位涂上防腐香油,把它放到一只大小合适的盒子里,周围填上大量的盐,然后当做货物带上船。关于夫人的死讯不露一点口风。因为大家都知道怀亚特先生订了他妻子的票,必须有一个人在航行中充当她的替身。说服已故夫人的女仆做这件事是很容易的。在女主人活着时为女仆订下的那个房间就让它空着。假妻子每天晚上自然睡在那间屋里。白天她就尽其所能地扮演女主人的角色——事先已仔细查明,船上没有一个人见过女主人的真容。

  我的错误自然是出于太粗心大意、太好管闲事和太容易冲动的脾气。可是最近,我晚上很少睡得踏实,无论怎样翻来覆去,眼前总晃动着一张面孔,耳边总回响着一阵歇斯底里的笑声,经久不散。

  (一八四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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