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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我们刚离开普拉特河上的朱勒斯堡,我跟马车夫坐在一起,他说,‘你要是爱听的话,我给你讲一件最可爱的事。霍勒斯·格里利有一次经过这条路。他离开卡森城的时候,对马车夫汉克·蒙克说,他约定了要在普拉塞维尔作一次演讲,急着要赶路。汉克·蒙克挥起鞭子,马车开动了,走得飞快。马车一跳一蹦地往前猛赶,把霍勒斯上衣的钮扣全都颠掉了。到后来,他的脑袋穿透了马车的顶篷,他就向汉克·蒙克大声叫唤,请他赶得稳当些——说他不像刚才说的那么急了。可是汉克·蒙克说,霍勒斯,你坐好,我会及时把你送到!——你们也敢打赌,他当然及时赶到了,可是他啊,给搞成了什么样子啊!’”

  我又停下来,踌躇满志地张望着,可是连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全场死一般寂静,像一座坟墓。我又一次显得很窘。我又一次抚弄双手。我装做要哭的样子。在沉默了一阵子以后,我又一次捡起了横贯大陆之行,再一次结结巴巴地讲下去——接着又逐步引向那段趣闻。场子里显得非常不耐烦了。但是我还是讲下去,始终装成确信的样子,仿佛有点儿什么神秘莫测的理由,使得人们看不出来这个趣闻有多么滑稽,而如果能想方设法把故事讲讲好,人们是一定会看出来的,因此我非得再讲一次不可。我说:

  “一两天之后,我们在叉路口搭了一个丹佛人,他非常高兴地谈了一会儿。接着他说,‘你要是爱听的话,我给你讲一件最好笑的事。霍勒斯·格里利有一次经过这条路。他离开卡森城的时候,对马车夫汉克·蒙克说,他约定了要在普拉塞维尔作一次演讲,急着要赶路。汉克·蒙克挥起鞭子,马车开动了,走得飞快。马车一跳一蹦地往前猛赶,把霍勒斯上衣的钮扣全都颠掉了。到后来,他的脑袋穿透了马车的顶篷。他就向汉克·蒙克大声叫唤,请他赶得稳当一些——说他不像刚才说的那么急了。可是汉克·蒙克说,霍勒斯,你坐坐好。我会及时把你送到!——你们也敢打赌,他当然及时赶到了,可是他啊,给搞成了什么样子啊!’”

  突然之间,前排的人看出了门道,就哄笑起来。笑声往后传,往后传,往后转,一直传到每一个角落。然后又往前传,然后再往后传。一分钟之后,全场笑声雷动,仿佛暴风雨一般。

  这笑声对我来说真是福音,因为我委实快筋疲力尽了。我又累,又担心,差点儿以为我得一晚上站在那里,不停地讲这个趣事,才能叫这些人明白我这是在讲一段巧妙的讽刺小品。我确信,我应该坚持下去,继续不断地把这段趣闻讲给他们听,直到把他们压倒为止。我抱着一个坚强不屈的信念,一再沉闷地重复这段话,最终一定能打动他们。

  好多年以后,在纽约的奇克林大厦要举行一次作家朗诵会。我想,不妨把这段趣闻再试一试,看看对于完全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听众,重复地讲有没有效。而如果有效的话,就只能是他们从重复中发现了什么好玩之处。因为故事本身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可以激发人们的幽默感的地方,除非他是个白痴。我坐在主席台上,旁边是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他问我打算谈些什么。我说,我准备以沉闷、单调的声音讲一段简短的、完全不着边际的趣闻,而我的全部表演便在这里面了。他说:“这个想法很怪。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①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1819-1891),美国作家,外交家。

  我说:“只是一笑罢了。我要听众笑一笑。”

  他说:“当然是这样——那是你的本行嘛。他们要你让他们笑。不过以沉闷、单调的声音讲一个无聊的、不着边际的趣闻,能叫他们笑么?”

  “能的,”我说,“他们会笑。”

  洛厄尔说:“我看你是个危险的伙伴。我得移到主席台的另一头去,躲开好汉们。”

  轮到我讲的时候,我站了起来,把多少年前在旧金山表演过的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而且讲得极严肃、极沉闷。这是我饱经沧桑的一生中要命的一次考验。场上毫无反应,直到我把这个乏味的趣闻用一字未改的原话讲了五遍之久,然后场上仿佛领会到了妙处,以热烈欢迎的轰鸣声,打破了那令人心碎的沉默。我又活过来了,这正合我的需要。因为要是让我再讲四遍,我就得送命了——不过,要是有人扶着我,我还是能再讲四遍的。全场轰动的掌声持续了一两分钟。听到这些声音,真叫人欣慰、幸福。

  洛厄尔先生热烈地握住我的手,他说:

  “马克,这真是技巧的胜利!也是勇气的胜利!要是我啊,我宁愿抱着决死的希望,像一个军人那样甘冒血战而死的可能,不愿重复这样的表演。”

  他说,在前四次重复讲的时候,场子里一片沉默、庄重与恍惚,他真是替我急得要死。他说,他以前从没有为人家这么难受过,简直全身发冷,冷透到脊梁背。等到第五次重复轰动全场的时候,才谢天谢地喘了一口气。

  【第二十九章】

  在加利福尼亚州所有的主要城市以及在内华达,我都作过演讲,也曾在旧金山演讲过一两次,然后退出这一门,挣了一大笔钱——对我来说是这样——并且订了一个计划,要从旧金山乘船西行,周游全球。《阿尔塔加州日报》的主人和我连系,要我给这家报纸写旅行通讯——一共五十封通讯,每次一栏半,也就是每封信两千字左右,每封信二十元。

  我先东行到圣路易,跟我妈妈告别,然后我被“教友会市(教友会市乃费城的别名——原编者注)号”旅行团的邓肯船长的计划书迷住了,终于参加了进去。在这次旅行中,我写了、发出了五十封通讯。其中六封没有收到,又补写了六封,以履行合同。然后我编了一个有关此行的演讲稿,在旧金山作了演讲,很满意地赚了一大笔钱。后来,我又深入到乡村去讲,结果把我吓呆了。我被人家忘得干干净净。听众从来不多,仿佛像一批验尸陪审员来对我失去的名声作一次鉴定似的。我对这种奇异的情况作了了解,发现那家巨富的《阿尔塔》报馆的节俭的主人已经把那可怜的二十元一封的通讯全部注册为版权所有,并且威胁说,任何一家报刊如果转载其中的一段,就要对之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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