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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三


  “诸位,我们抛开心理学,抛开医学,甚至抛开逻辑,只研究事实,单单只研究事实吧,我们可以看看事实对我们说什么?假定是斯麦尔佳科夫杀的,可是怎样杀的呢?是自己一个人,还是和被告同谋?我们先看看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是斯麦尔佳科夫一个人杀的。自然,既然杀了人,总得为了点什么,为了某种利益。但是既然象被告所有的那些谋杀的动机,如仇恨、吃醋等等,斯麦尔佳科夫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那么毫无疑问,他只能是为了钱财而杀人,为了劫取他亲眼看见主人装在信封里的那三千卢布。可是他既然起意谋杀,却还对别人,——而且偏偏是象被告那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说出关于银钱和暗号的一切情况:信封放在什么地方,信封上写了些什么,用什么包扎的,而且特别是,特别是关于进主人屋里去的‘暗号’。难道说,他这样做,是故意为了把自己暴露出来?或者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竞争者,让对方也想进去取得那个信封么?是的,有人会说,他所以告诉别人,是因为害怕。可是那是怎么回事?一个能不眨眼地作出这种肆无忌惮的野蛮罪行的计划,以后并予以实行的人,竟会把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只要他不提起便决没有人会猜得到的情况告诉别人么?不会的,一个人无论怎样胆怯,只要起意要做这样的事,决不会对任何人说出这类的话,至少是不会说出关于信封和暗号来的,因为这等于预先把自己出卖。即使人家死逼他说出情况来,他也会设法想出些别的什么,撒一两句谎,而把这类的话瞒住不说的!反过来说,我还要重复一下,只要他不暴露关于银钱的事,那么杀人劫财以后,整个地球上就决没有人会指控他,至少没有人会指控他为谋财而杀人,因为除他以外谁也没有看见过这笔钱,谁也不知道家里会有这样一笔钱。即使有人指控他,也一定会认为他是出于别的什么动机而行凶的。但既然事先谁也看不出他怀有这样的动机,却反而看出他被主人所宠爱,为主人所信任,因此不用说,别人最不容易怀疑到他,而最容易怀疑到那些具有这样的动机,自己也嚷嚷有这样的动机,而且毫不隐瞒地向众人诉说这些动机的人,一句话,会怀疑被害者的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这样,斯麦尔佳科夫杀了人,劫了财,而死者的儿子被指控,这对于杀人的斯麦尔佳科夫来说不是正得其所哉么?可现在斯麦尔佳科夫在起意杀人以后,却竟事先会把关于银钱、信封和暗号的事情偏偏都去告诉德米特里,这合乎逻辑么?这能叫人弄得明白么?

  “斯麦尔佳科夫预谋杀人的日子到了,可他却假装发羊癫疯,摔了跤,为了什么?莫非首先是为了好让本来打算自己治病的仆人格里戈里看见没人看守,只好延期治疗,亲自来看守?其次是为了好让主人自己看见没有人保护他,生怕儿子进来(这点他并不隐瞒),因此加深疑惧,更加强戒备?最后,尤其是为了好让人家立刻把为羊癫疯所苦的他,斯麦尔佳科夫,从他一向远离别人独身居住,并且另有出入口的厨房,搬到厢房的另一头,格里戈里卧室里的隔板后面,离他们两人的床只三步远的地方么?——因为每当他犯了羊癫疯,出于主人的吩咐和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的慈悲心肠,老早以来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他躺在隔板后面,为了装病装得象些,自然多半要不住呻吟,弄得他们俩整夜醒着(据格里戈里和他的妻子所供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而这一切,这一切莫非会更便于他突然从床上起来,跑出去杀死主人么?

  “但有人会对我说,他所以装病,也许正是为了使人家把他当作病人,不想到他头上来,而他把关于银钱和暗号的事告诉被告,也正是为了好让被告忍不住自己跑来杀人,而等到他杀人劫财,逃之夭夭,也许还弄得沸反盈天,吵醒证人之后,那时候斯麦尔佳科夫就好起身离床,走了出去,——嗯,出去做什么呢?就是走出去再把主人杀死一次,再去取已经被拿走的银钱!诸位,你们觉得好笑么!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做这样的假设,但是你们能想象得到么,被告所咬定的却正是这话。他说:在我已经从屋里走出来,把格里戈里打倒,闹了乱子以后,他起床走出去,杀了人,劫了财。我也不必说斯麦尔佳科夫怎么能预先全都算到,全都未卜先知,对一切都瞭如指掌,而且恰恰算到这个恼火得发狂的儿子跑来以后,会单单只为了恭恭敬敬地向窗内张望一下,尽管知道暗号,却仍退了出去,却把到口的食全留给了斯麦尔佳科夫!诸位,我现在严肃地提出一个问题:斯麦尔佳科夫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作的案?请你们指出这个时间来,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指控他。

  “‘也许羊癫疯是真的。病人忽然醒了过来,听见了喊声,就走了出去。’嗯,那又怎样呢?是不是他看了一下,就对自己说,让我去杀死主人?但是他怎么会知道里面所发生的情形,既然他在那时以前还一直躺在那里,人事不知?诸位,你们知道,幻想也总得有个限度!

  “‘也许是这样,’细心的人会说,‘但要是他们两人同谋,一块儿杀人分赃,那又怎样呢?’

  “是的,这的确是个很有分量的问题,而且首先,马上就可以拿出支持这个疑问的极大的佐证:一个动手杀人,承担一切,另一个同谋者蜷卧在床,假装发羊癫疯,——就是为了预先引起大家的疑惑,使主人、格里戈里提心吊胆。有趣的是这两个同谋者到底出于什么动机会想出这样疯狂的计划来呢?但是,也许这共谋在斯麦尔佳科夫来说并不是主动的,而可以说是被动的,不得已的。也许受了恐吓的斯麦尔佳科夫只答应对于谋杀不阻挡,但因为预感到人家会指控他纵容谋杀主人,不呼喊,不抗拒,——所以预先请求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允许他到时假装羊癫疯发作,躺在那里,‘你尽管去杀你的罢,与我不相干。’但即使果真如此,那也同样因为羊癫疯一发,家里一定会引起慌乱,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预先见到这一层,也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这个主意的。……不过我可以暂且让步,就算他能同意;但是结果仍是一样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终归是凶手,直接的凶手,是他起意杀人,而斯麦尔佳科夫只是被动的参与者,甚至还不是参与者,而只是由于惧怕才违背自己的意旨加以纵容。法庭是一定会区别对待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被告刚一被捕,就一下子把一切都推到斯麦尔佳科夫一人身上,只对他提出指控。并不指控他和自己同谋,却只指控他一个人,说这是他一个人做的事,他杀人越货,是他一手干的!既然两人立刻互相对咬,那又算是什么同谋呢?这是永远不会有的事。而且你们应该注意,这在卡拉马佐夫是极冒险的事:他明明是主谋,而斯麦尔佳科夫却不是,只是纵容者,作案时正躺在隔板后面,而他竟想把一切推在一个躺倒的人身上!那个躺着的人一生气,单单为了自卫也很可能会马上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他会说,这是两个人都参与干的,不过我没有杀人,只是因为害怕才准许和纵容了他。因为斯麦尔佳科夫会明白,法庭一定会马上辨清他的犯罪的程度,因此他可以指望即使自己受到惩罚,也一定会比打算把一切推到他身上的主犯所得的刑罚要轻得多。但要是果真这样,他不用说是一定会直供出来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看见这种情形。斯麦尔佳科夫一点也没有露出同谋的话,尽管凶手曾坚决地把他指控出来,一直指控他是唯一的凶手。不但如此:斯麦尔佳科夫在预审的时候反而坦白说,是他自己把关于装钱的信封和暗号告诉被告的,要是没有他,被告将毫无所知。假使他果真同谋犯罪,他会不会在预审的时候这样轻易地说出这话,说一切都是他自己告诉被告的呢?相反地,他必然会一味抵赖,把事实加以歪曲和缩小。但是他既没有歪曲,也没有缩小。只有无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谋的人,才能这样做。现在他由于羊癫疯和不久前爆发的这桩祸事,害起了病态的忧郁症,竟在昨天上吊自杀了。死后留下了用他那种特别的文体写的一张纸条:‘我出于自觉自愿,消灭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人无涉。’是的,最好他在纸条上再添上一句: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但是他并没有添上。他的良心对一件事情敢做,而对于另一件事情却不敢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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