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_卡拉马佐夫兄弟_陀思妥耶夫斯基

二六五

　　第三卷错判的案子

　　第一节致命的一天

　　在我上文所述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十点，我们的区法院开庭审理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一案。

　　我要预先郑重地声明：我并不认为自己能把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传达得十分完满，甚至也无法传达得很有条理。我总觉得假使全都记述下来，再加上必要的解释，那要写整整一本书，甚至是一大部书。因此请大家不要责备我只介绍使我本人吃惊，并且特别牢牢记住的那一切。我也许会把次要的当作了首要，甚至会把最必要的显著特点完全忽略了。……但是我看大可不必道歉。我将尽我所能的做去，读者自己会明白我只能做我所能做的。

　　首先，在我们走进法庭大厅以前，我要提一提这一天使我特别惊异的那些事情。惊异的并不单只我一人，以后发觉，原来大家都十分惊异。大家知道，这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大家都急不可耐地等候着开庭，我们当地的社会里有许多人谈论、惊叹和幻想了整整两个月。大家也知道这案子在全俄出了名，但是到底不曾想到它会使所有的每一个人震惊到如此深重、如此激动的程度，而且不仅是我们这里的人，还包括各处的人，象在这一天的法庭上所表现出的那样。在这一天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人里不但有从本省省城来的，还有从俄国其他城市来的，也有从莫斯科和彼得堡来的。来了一些律师，甚至来了几个要人，还有贵夫人。旁听券全部发完。甚至非同寻常地把法官坐的桌子后面那块地方腾了出来给特别体面高贵的男宾们坐。在那里出现了整排的安乐椅，坐着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这种情形是以前我们这里从来不许有的。妇女特别多：有本城的，有外来的，我想至少占全体旁听者的半数。单单从各处赶来的律师就多得不知道往哪里安插，因为所有的旁听券都已发完，被人硬讨软求地要光了。我亲自看见在大厅的头上，讲台后面，临时匆忙地安了一个特别的栅栏，把所有赶来的律师放了进去，而他们还认为能站在那里听也是幸运的事，——因为为了多腾些地方出来，预先把椅子从这栅栏里完全挪走了，于是聚在里面的一堆人就挤成了紧紧一团，摩肩接踵地一直站在那里听完这件“案子”。有些太太，特别是外地来的，打扮得特别讲究地出现在大厅的楼座上，但是大多数的太太简直都顾不得服饰了。在她们的脸上可以看出歇斯底里的、贪婪的，甚至病态的好奇心。在所有聚在大厅里的社会人士中间，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必须加以指出的，那就是后来从许多方面可以证明，几乎全体妇女，至少是绝大多数的人都站在米卡的一边，希望他能被判无罪。这也许主要的是因为他享有善于征服女人的心的名声之故。大家知道将有两位女情敌出现。其中的一位，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已经流传了许多关于她的不平凡的事情，说她如何热爱米卡，甚至尽管他犯了罪也在所不顾，还流传了许多奇怪的故事。特别提到她的骄傲，——她差不多没有拜访过我们城里的任何人家，——她的“贵族亲友关系”。有人说她打算请求政府准许她跟罪人一起上流放的地方去，在矿井下面成婚。大家也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等待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情敌——格鲁申卡在法庭上出现。大家带着无法忍耐的好奇心等候两个情敌在法庭前相遇，——一个是贵族派的、骄傲的女郎，一个是“高等娼妓”。但是我们的太太们对于格鲁申卡还比对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熟悉些。这个“害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不幸的儿子的女人”，我们的太太们以前就曾见过，而且几乎异口同声地全感到惊讶，为什么这样一个“极平常的，甚至完全不漂亮的俄国市井妇女”会使父子两个热恋到如此程度。一句话，议论是很多的。我确切地知道，在我们城里为了米卡甚至还发生了几起严重的家庭口角。许多太太因为对于这件可怕案件见解的不同，和她们的丈夫激烈地吵了起来，不消说，这样一来所有这些太太的丈夫来到法院大厅的时候，不但对于被告没有好感，甚至还切齿痛恨他。总之，可以肯定地说，正和妇女们相反，所有男性旁听者都是怀着反对被告的情绪的。看得到一些严肃而皱眉蹙额的脸，有些还简直是恶狠狠的，而且大多数人是如此。这里面有不少人，米卡自到我们城里以来都已亲身得罪过，这也是实际情况。自然，旁听者中间有些人甚至很快乐，对于米卡的命运根本不关心，但对于这桩在审理中的案件本身却并不如此。大家都注意它的结果，大多数的男子迫切希望罪人得到惩罚，也许只除了那些律师以外，——他们所关心的倒并不是案件的道德方面的因素，而是关心所谓现代法律精神。使大家骚动的是著名的费丘科维奇的光临。他的才能已经到处闻名。他到外省辩护大刑事案件也不是初次了。经他所辩护过的这一类案件永远是闻名全俄，使大家长久牢记不忘。还有几个笑话是关于我们的检察官和法院首席法官的。大家说我们的检察官一想到他要碰到费丘科维奇就浑身打战，说他们是早在彼得堡开始干这一行时就已结下的旧仇人。我们的极其自负的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从彼得堡的时候起，就认为自己总是受到别人的委屈，因为他的才能没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现在他正振作起全副精神来对付卡拉马佐夫的案子，甚至满心想藉这桩案子重振他已趋没落的前途，而唯一使他害怕的就是费丘科维奇。但是关于在费丘科维奇面前感到发抖的说法是不十分公正的。我们的检察官生来决不是那种在危险面前泄气的性格，相反地，他是那种危险越大自负心越强的人。总之，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检察官性子太暴躁，富于病态的敏感性。他时常把自己整个心灵放在某一件案子上，好象他的全部身家性命都系在这案子的最后裁决上似的。司法界有些人拿他这一点当作笑柄，因为我们的检察官正是靠着这种性格甚至博得了一些名气，虽然并不是到处闻名，但是以他在我们的法院里那种卑微的地位来说，这实在已经是出人意外了。大家特别笑他对于心理分析的偏爱。据我看来，大家都是不对的：按我们的检察官的为人和性格来说，我看，他比许多人所想的要严肃的多。但是这个病态的人，还在刚开始干这一行的时候起，从最初一开步就那么不善于想法出人头地，而在以后的一生中也仍旧毫无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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