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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这一难办和麻烦的“事情”(托茨基自己这么称)还是在很久以前,大约18年前开始的。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在俄罗斯的一个中部省份有好几处最富饶的田产,在其中一处旁边则有个穷困的小地主过着清苦贫寒的生活,此人因屡屡遭逢可笑的倒霉事而惹人关注。他是个退役军官,有着很好的贵族姓氏,在这一点上甚至比托茨基还高贵些,此人叫费利普·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拉什科夫,他一身债务,典当光家产,在一番几乎跟农夫一样的苦役般的劳作后,终于好歹安置了一份勉强能过日子的小小家业,这一微小的成功便使他异常振奋。他满怀希望,精神星烁,容光焕发,离开了村庄去县城几天,想见见一位主要的债主,可能的话,跟他彻底谈妥,他来到城里第三天,他的村长带着烧伤的脸,烧焦的胡子骑马赶来向他报告,“领地烧掉了,”昨天中午,“夫人也烧死了,而女孩还活着。”即使是已经习惯于被“命运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巴拉什科夫也难以承受这样的意外变故,他疯了,过一个月便死于热病。焚毁的庄园连同沦为乞丐的农民都变卖抵偿债务,巴拉什科夫的孩子,两个小女孩,6岁和7岁,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托茨基出于慷慨而收着并给以教育,她们开始跟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管家的孩子们一起受教育。管家是个退职的官吏,家口颇多,还是个德国人,不久便只剩下一个小女孩纳斯佳,小的那个死于百日咳。

  而托茨基住在国外,很快便把她们俩忘得一干二净。过了5年,有一次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路过那里,忽然想起要看看自己的庄园,不料在自己的乡间房子里,在自己的德国人家里,却发现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孩子,这个12岁左右的小女孩,活泼、可爱、聪颖,定会出落成非凡的美人。在这方面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是个准确无误的行家;这次他在庄园只住了几天,但是却做出了安排,于是女孩的教育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请了一位令人敬重的上了年纪的家庭女教师,她是瑞士人,有学问,除了法语还教过各种学科,在对少女进行高等教育方面很有经验。她住到了乡间屋子里,于是小纳斯塔西娅的教育便有了非同一般的改观。

  过了整整四年这种教育结束了,女教师走了,一位太太来接纳斯佳,她也是一个女地主,也是托茨基先生庄园的邻居,但是在另一个遥远的省份。根据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的指示和全权委托,她带走了纳斯佳,在这个不大的庄园里也有一座虽然不大,但是刚盖好的木屋,它拾缀得特别雅致,而这个小村庄仿佛故意似的叫做快乐村。女地主把纳斯佳直接带到这座幽静的小屋里,固为她自己,一个没有孩子的漏妇,就住在总共才几俄里远的地方,因此也搬来与纳斯佳同住。纳斯佳身边还有一个管家老太婆和年轻有经验的家庭女教师。屋子里也有各种乐器,姑娘读的精美图书,画、版画、铅笔、画笔、颜料,一条令人惊叹的小狗,两个星期后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本人也光临了……从那时起他似乎特别眷恋这座僻静的草原上的小村子,每年夏天都要来,作客两个甚至三个月,就这样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约四年左右,安逸和幸福,有情趣的风雅。

  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仿佛是在冬初,是在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夏临之后四个月。这一次他只住了两个星期,却传出了风声,或者,最好是说,不知怎么地流言蜚语传到了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这里,说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在彼得堡将跟一位名门闺秀、富家小姐结婚,总之,是在攀一门声名显赫,璀璨光耀的婚事,后来表明这一传闻在细节上并不全都准确。这门婚事当时还只是在拟议之中,一切还很暧昧,但从这时起在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的命运中终究发生了异常大的转折。她突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决心,显示出最出乎意料的性格,她未多加考虑,就抛弃了自己的乡村小屋,突然只身来到彼得堡,径直去找托茨基。后者大为惊讶,刚开始说话,却几乎从讲第一句话时起就忽然发觉,应该完全改变迄今为止运用得非常成功的表达技巧、嗓子声调、令人愉快和颇具雅兴的过去的话题,还有逻辑——一切的一切!他面前坐着的完全是一个女人,丝毫也不像他至今所了解的、七月间在快乐村才与他分手的那个女人。

  这个以新面目出现的女人,原来,第一,知道和懂得的东西非常之多,多得足以让人深感诧异,她从哪儿获得这些知识,形成这样确切的概念。莫非是从少女的藏书中得来的?此外,她甚至在法律方面也懂得非常之多,纵然对整个世界还没有真正了解,但至少对世上某些事情的来肮去脉知道得一清二楚;第二,她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种性格的人,也就是不再羞怯,不再像贵族女子学校里的学生那样捉摸不定,有时是独具风韵的天真活泼,有时郁郁寡欢和想人非非,有时大惊小怪和疑意重重、有时位涕涟涟和心烦意乱——不,此刻在他面前哈哈大笑并用刻薄恶毒的冷嘲热讽来挖苦他的是个非同一般、出入不意的人物。她直截了当向他申明,在她心里除了对他的深深蔑视,从来也没有别的感情,而且在发生第一次令她惊愕的事后立即就产生的,这种蔑视达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这个新生的女人宣称,无论他跟谁,即使是马上结婚,她也完全无所谓,但是,她来这里就是不许他结这门亲,是出于愤恨而不允许,唯一的原因便是她想这样做,因而也就该这样,——“嘿,那怕只是为了我能畅快地嘲笑你一通,因为现在我终于也想笑了。”

  至少她是这样说的,她头脑里想到的一切,大概,她没有全说出来。但是在这个新的纳斯塔西娅·费利帕夫娜哈哈大笑的时候,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暗自斟酌着这件事,尽可能要把自己多少有点散乱的思绪理出个眉目来。这种思量持续了不少时间,他深谋远虑几乎两个星期要最后做出决定,而过了两个星期他做出了决定。关键在于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那时已经将近50岁了,是个有着高贵的声望和稳固的身价的人。他在上流社会和社会上的地位很久很久前就在牢固的基础上确立起来了。

  正像一个上流社会的高等人理该那样,在世上他最喜欢和珍重的是自己:自己的安宁和舒适。他一生确定和形成的这般美好的生活形式是不容许有丝毫的破坏、些微的动摇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事物的经验和深邃的洞察力又很快地、非常准确地告诉他,现在与之打交道的完全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这正是那种不仅仅是要挟,而且也一定说到做到的人,主要的是,无论在哪个面前她都决不善罢甘休,况且对世间任何东西都全然不加珍重,因此甚至不可能诱惑她。这里显然另有什么名堂,反映出某种精神上的内心的浑饨慌乱,——某种充满浪漫色彩的天知道对谁和为了什么的愤懑,某种完全超出了分寸的不满足的蔑视感,——总之,是极其可笑和为上流社会所不容的,对于任何上流社会的人来说、遇上这种情况真正是碰上魔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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