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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是真的,相信不,我对自己也感到奇怪,没有忘记怎么说俄语,现在跟您在说话,而自己却在想:‘我可说得挺好。”也许,因此我才说这么多话。真的,从昨天起就老是想说俄语。”

  “嗯!嘿!从前在彼得堡住过吗?”(不论仆人怎么克制自己,却不可能不维系这样彬彬有礼的客气的谈话)。

  “彼得堡?几乎根本没有住过,只是路过,过去一点也不了解这儿的情;现在听说了许多新鲜事,据说,即使是原来了解彼得堡的人,也得重新了解,现在这里谈审理案件谈得很多。”

  “嗯!……审案子,审案倒确是审案。那里怎么样,是否更公正些?”

  “我不知道。关于我们的审案,我倒是听到许多好话,比如,我们现在又没有死刑了。”

  “那边判死刑吗?”

  “是的,我在法国看见过,是在里昂,是施奈德把我带到那儿去的。”

  “把人绞死?”

  “不,在法国一直是砍头。”

  “那么犯人叫喊吗?”

  “哪里会喊?一霎那的时间。那是用一种叫斩首机的机器来执行死刑的,把人往里一放,一把大刀就落下来了,又重又有力量……眼睛也来不及眨一下,头颅就掉下来了。准备工作是很沉重的。宣布判决,给犯人收拾停当,捆绑好,送上断头台,这才可怕呢!人们跑拢来,甚至还有妇女,虽然那里不喜欢妇女来看杀人。”

  “这不是她们的事。”

  “当然,当然!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有个罪犯人很聪明,胆子大,也强悍,有些年纪了,姓列格罗。我讲给您听,信不信由您。他一边走上断头台,一边哭着,脸色白得像张纸。难道能这样?难道不可怕吗?谁会因恐惧而哭泣?我甚至没有想到,一个不是孩子的人,而且从来也不哭的45岁的汉子,竟会因恐惧而哭泣,此刻他的心里会发生什么情况,会使它发生怎样的痉挛?这只是对心灵的凌辱,而不是别的。《圣经》上说:‘不要杀人,’那么因为他杀了人,就要将他杀死吗?不,不能这样。我是一个月前看见这事的,可至今此景象尚浮现在眼前,梦见过五回。”

  公爵讲这些的时候,甚至激奋起来,淡淡的红晕漾起在他那苍白的脸上,尽管他说话仍像原来那样平和。仆人怀着同情和兴趣注视着他,似乎他不想离开他,也许,他也是一一个富于想象和试图思考的人。

  “好在掉脑袋那一会没有受很多痛苦,”他说。

  “您不知道吗,”公爵热烈地应声说,“您注意到这一点了,人家跟您一样,注意到的也正是这点,机器也是为此而想出来的:斩首机。我那时头脑里还冒出一个想法:也许这更不好,您会觉得这念头很怪,可是只要有点想象力,即便这样的念头也会冒出来的。您想想,比如,用刑,那就有皮肉痛苦,遍体鳞伤,这是肉体的折磨,因而也就能摆脱精神的痛苦,因为光这些伤痛就够折磨人的了,直至死去,而最主要的,最剧烈的痛苦,也许不是伤痛,而正是明明知道再过一小时,然后再过十分钟,然后再过半分钟,然后现在,马上——灵魂就会从躯体出窍,你便再也不是人了,这是确定无疑的,主要的正是确定无疑。而把头伸到屠刀底下)听见它将在头上面发出咋嚷一声,这四分之一秒是最可怕的。您知道,这不是我的瞎想,许多人都这样说过,我相信这点,因此我要直率地对您讲讲我的意见。

  因为杀人而处死人是比罪行本身重得多的惩罚,判处死刑比强盗杀人更要可怕得多。强盗害死的那个人,夜里在树林里被杀或者什么别的方式被害,直至最后那瞬间,一定还抱着有救的希望。有过一些例子,有的人喉咙已被割断了,还寄希望于或逃走或求饶。而被判死刑的人,所有这最后的一点希望(怀着希望死去要轻松十倍)也被确定无疑要死剥夺了,这是判决,全部可怕的痛苦也就在确定无疑、不可避免的这死亡上,世上没有比这更强烈的痛苦了。

  战斗中把一个士兵带来,让他对着大炮口,朝他开炮,他还一直怀着希望,但是对这个士兵宣读确定无疑的死刑判决,他则会发疯或者哭泣的,谁说人的天性能忍受这种折磨而不会发疯?为什么要有这种岂有此理、毫不需要、徒劳无益的侮辱呢?也可能有这样的人,对他宣读了死刑判决,让他受一番折磨,然后对他说:‘走吧,饶恕你了。’这个人也许能说说所受的折磨、基督也曾讲过这种折磨和这种恐惧。不,对人是不能这样的!”

  仆人虽然不能像公爵那样表达这一切,也未能明白这一切,但是他理解了主要的内容,这甚至从他那流露出怜悯神情的脸上就可以看得出了。“既然您这么想抽烟,”他低声说,“那么,好吧,可以抽,只不过要快点,因为将军要是突然问起来,您却不在就不好了。喏,就在楼梯下面,您看见了吧,有一扇门,走进门,右边是个小房间,那里可以抽烟,只不过请把通风小窗打开,因为这不合我们的规矩……”

  但公爵没有来得及去抽烟,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文件突然走进了前厅。仆人为他脱下了皮大衣,年轻人脱了一眼公爵。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内奇,”仆人神秘而又几乎是亲昵地说,“这位据称是梅什金公爵,是夫人的亲戚,他坐火车从国外来,手上拿着包裹,一只……”

  接下去的话公爵没有听清楚,因为仆人开始低语着。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注意地听着,以极大的好奇心打量着公爵,最后不再听仆人说话,急匆匆走向公爵。

  “您是梅什金公爵?”他异常殷勤和客气地间。这是个很漂亮的年轻人,也是28岁左右,身材匀称,头发淡黄、中等个子,拿破仑式的小胡子,有一张聪慧的,十分漂亮的脸蛋,只不过他的微笑尽管十分亲切,却显得过分乖巧,而目光呢,尽管非常快活和显见的坦诚,却又过分专注和探究。

  “他一个人的时候,想必不会这样看人,也许,永远也不会笑的,”公爵不知怎么的有这样的感觉。

  公爵很快地说明了他所能说明的一切,几乎也就是原先已经向仆人还有罗戈任说明过的那些话,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当时似乎想起了什么。

  “是否是您,”他问,“一年前或者还要近些时间寄来过一封信,好像是从瑞士寄来给叶莉扎维塔·普罗科菲耶夫娜的。”

  “正是。”

  “那么这里是知道您并且肯定记得您的。您要见大人?我马上报告……他一会儿就空了;只不过您……暂时您先在客厅稍候……为什么让客人待在这里?”他严厉地对仆人说。

  “我说过了,他自己不想去……”

  这时书房门突然开了,一个军人手中拿着公文包,一边大声说着话,鞠着躬,一边从那里走出来。

  “你在这里吗,加尼亚?”有个声音从书房里喊着,“到这儿来一下!”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朝公爵点了一下头,匆匆走进了书房。

  过了两分钟,门又开了,响起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清脆的亲切的声音:

  “公爵,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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