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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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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方面来说,秦朝是个进行法家思想实验的朝代,关于该朝代的建立,人们甚至有过怀疑,认为在其背后有法家的秘密团体介入宫廷,为国家提供理论根据,促使其设立一整套机构,甚至连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官僚机制都设计好了。 使秦朝垮台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还是来自流民。 当时有很多人利用和操纵这股力量,并使之保持回旋的余地。这些人身边有老庄信徒、兵家、儒家信徒,以及被那些称为纵横家的专门玩弄外交权术的人。至少在表面上没有法家,这不禁使人在心里产生一个疑问,当时各学派信徒是不是明显存在,或暗地里存在着要首先打倒法家主义的意识呢? 笔者1975年5月中旬曾经去过洛阳。当时,这座城市自唐朝以来就以甲天下著称的牡丹花已经凋谢了。 洛阳旧市区的民房全是用青灰色的砖瓦建成的,站在十字路口,难免会产生一种芥川龙之介笔下的杜子春似乎就要现身的感觉。铁路线一侧有一幢大屋顶的近似体育馆的建筑物,走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保存着一处贮存粮食的巨大粮仓。1969年,因为准备在这里建工厂,事前钻孔了解地下土质状况时,从地底下发现了一块刻铭砖。砖上刻着三个字:“含嘉仓”。 据说当时赶紧动手发掘,粮仓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仓穴的直径十一米,深七米,大得好像站在边上都要被吸下去似的。说是仓,其实并不是建筑物,而是沿黄土层深挖下去(黄土层不渗水),把深坑四周稍稍加固,放入吸湿材料和其他一些东西,从上面把粮食倒进去。粮食大多是从长江附近各地征收来的贡米,全部是用船只运来的。粮食经过运河进入黄河,再从黄河逆流而上,经陆路运到这座洛阳城,储存到这类仓穴里。据说大米能保存五年,小米九年。 当然,这样的穴并不止一个。含嘉仓被发现之后,包括这座仓穴在内,仅洛阳一地,同类的穴就发现了二百六十一个。 站在仓穴的边上,对中国式的从实际出发思考问题的方式不禁感慨良深。 唐玄宗时,地处关中高原的长安闹饥荒,皇帝曾率领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来到洛阳。与其命人运送谷物,还不如皇帝带头到有仓穴的地方去享用。这情景真可以说是历历在目,甚至令人想到,他们是不是就在仓穴边上忙不迭地吃进肚子里去。 玄宗时,安禄山掀起叛乱。曾有一个时期,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一直死赖着不走,形势恶化的时候也像粘住似的不肯离开这里,就是要让他的十几万士卒吃上粮食。 我目不转睛地俯视着犹如埋了一个大捣米缸的含嘉仓,觉得仿佛对历史上的一个场景有了真正的理解。在与项羽进行决战的后期,刘邦始终牢牢地抓住黄河岸边的成皋、荥阳两城,至死也不肯挪动一步。特别是荥阳西北有一座敖山,秦帝国当初曾在这座山上像蜂窝似的挖了许多洞穴,里面都储藏着粮食。据说敖仓就是敖山粮仓的简称,刘邦面对项羽急如星火般的猛烈进攻也不肯离开这里。假使把刘邦获胜的原因用漫画的手法归结为一点,恐怕就只能说是在于固守这座敖仓吧! 眼里盯着含嘉仓,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流民的场景。 中国每隔几百年就要碰上一次极为严重的灾荒。倘若说到绿色的东西,连一根杂草都见不到,这种情况下,整个村庄的人都会成为流民,靠袭击别的村庄来吃到食物,而被袭击一方的村民就丢下村子集体当了流民,为寻找吃的东西而四处流浪。所谓英雄,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只要听说什么地方有人能让五千人吃上饭,流民们就会一拥而上,投到他的旗下。 没过多久,当那个首领也难以保证五千人的吃饭问题时,首领就要四处去寻找,然后和流民一起投到能保证五万人吃上饭的更大一点的首领手下。到最后,能保证百万人食物的人就成了最大的势力,有这种本事的人在中国就叫做英雄。在日本,符合这一定义的英雄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日本降雨量高,山野里的水极少干涸,即使有灾荒也只限在很小的地域,诸如流民漩涡般地遍及整个大地的那种“中国现象”,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中国的政治总是以让人们吃上饱饭为第一要义。流民大规模出现之日,就是某个朝代灭亡之时,在那场动乱中就会出现让流民吃上饭的大首领,一面做出让人吃饱饭的架势,一面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反过来讲,对于不能让人们填饱肚皮的王朝来说,那就等于是上天要它改朝换代。上天把新的使命降到了另外一个能让大家吃饱饭的人物的头上。 这里所说的让大家吃上饱饭,是否做到了姑且不论,至少要竭尽全力做出让人吃上饱饭的架势。由于有这种架势,中国历史上便产生了取之不尽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 在日本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流民现象,所以既没有与此相应的首领,也没有因此而产生出过多的政治哲学和政策理论。在被称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大乱世的室町时期(公元1392~1573年),农业生产取得了飞跃的发展,但并没有被政治牵连进去。想到这一点就会知道,日本历史上所说的英雄,似乎跟中国历史上的那种定义并不完全一样。同时,日本并没有出现过像中国皇帝那样强大的权力,关于这一点,从其根本性的差异中似乎也可以窥视到某种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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