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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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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院子里有一口石砌的古井,厢房前有两株白刺槐,房子台阶旁,一株枝叶浓密的栗树遮掩着玻璃窗走廊的右半边。夏日早晨七点来钟,阳光已把一切照得耀眼、灼热,鸡舍里传来母鸡单调和惊疑惶惶的叫喊。然而,房子里,尤其是窗户对着花园的几间后房倒还凉快的。她穿着小巧玲珑的鞑靼式便鞋,站在卧室里,哗啦哗啦地把水淋在头上,胸脯冻得紧缩起来;她脖子后面、头发底下尽是皂沫,使整个卧室都充满凉水和香皂的清新气息。她不好意思地转过湿漉漉的脸来,跺着脚对我说:“走开!”不久,窗户朝走廊开的房间里飘来烧茶的香味儿。哥萨克女佣人在那里走动,钉了鞋掌的靴子咯咯地响着。她没穿袜子,脚踝裸露在外,细细的,好似良种小母马的一样,在裙子下面晃动着,很有几分东方的情调;她圆溜溜的脖子上戴着琥珀项链,也闪闪发光;小脑袋长着黑头发,脑瓜子十分机灵、敏捷,向外斜的眼睛炯炯有神,每走一步臀部都要扭一下。 哥哥拿着烟卷走出来喝茶,那微笑和习气都同父亲一个样,只是身材矮胖这一点不象父亲,然而举止间看得出有一种老爷派头。他开始讲究穿著,坐的时候,模仿上流社会的风度,洒脱地跷起二郎腿,夹着香烟。曾经有一个时期大家都相信他前程远大,他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现在却完全满足于他在这个小俄罗斯偏僻地方所担负的职务。从他出来喝茶时的眼神中看得出,他觉得自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我们给他建立了一个十分可爱的家庭。他每天和我们一起上班,事情与在哈尔科夫差不多,可一半时间都花在吸烟和闲谈上,这成了他每天的乐事。每当她收拾打扮完毕,终于穿着漂亮的夏装走出来的时候,他总是眉飞色舞地上前去吻她的手。 我们靠着一行行在阳光下显得油亮的、极好看的杨树,挨着晒得烤人的墙壁和花园,在晒烫了的木板人行道上走着。她撑着一把闪闪发亮的绸布伞,凸出的圆顶在深蓝色天空的辉映下显得格外醒目。然后我们穿过暑气蒸腾的广场,走进参议室的黄色大楼。楼下散发出看守人穿的长统靴和他们吸的劣等烟草的气味。各类文书、干事们手里拿着公文,照小俄罗斯人的习惯垂着头,沿着二楼楼梯上上下下;这帮人穿着黑上衣,外表上看是傻头傻脑,其实是机灵狡黠,精于世道。我们穿过楼梯往一楼里边走,走进我们部门的那几间低矮的房间,那儿满是谈笑风生、不修边幅的知识分子,令人心情愉快……我看见她到这些房间去取来各种调查表,把它们装进信封里寄往各县,总觉得是件怪事。 中午看守们用廉价的杯子、小碟给我们端来茶和几片柠檬。这种衙门生活,最初也给了我某种愉快。喝茶的时候,我们所有来自其它部门的朋友都聚到我们这儿来闲聊,抽烟。参议会秘书苏利马也常来。这个人相貌俊俏,有点驼背,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和胡须都很漂亮,黑黑的,象丝绒一样闪光。他步态徐缓,举止谈笑都含有曲意逢迎的意味。他总是笑脸相迎,总是卖弄自己的举止从容和文雅。他是个很热心于美学的人,把山谷里那座小山顶上的寺院称作凝滞的和声。他来得不算少,但总要用愈来愈傻乎乎的和神秘的目光看看她,还要走到她的桌子近旁俯身去看她的手,然后扶一扶眼镜,温柔地笑着问:“您在发送什么公文呀?”这时她便挺直身子,尽量客气,然而也尽量简单地回答他。我完全放心了,我现在再也不嫉妒谁了。 在这个机关里我无意中也象在奥勒尔《呼声报》编辑部一样占据了某种特殊的地位,人们都带着善意的讪笑来看待我这个工作人员。我坐在这里不慌不忙地统计,造报表:某县某乡种了多少烟草、甜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与危害这种甜菜的小甲虫“作斗争”。有时我干脆就读点书,不去理会周围的人谈天说地。值得我高兴的是我有一张自己的办公桌,还可以不限量地从办公室领用新的鹅毛笔、铅笔和上等纸张。 下午两点下班。哥哥站起来,笑着说:“大伙回家吧!”于是大家一窝蜂似地去找自己的夏季遮檐帽和宽边帽,涌到耀眼的广场上,互相握手告别,然后各奔东西,只见花绸衫和手杖一闪一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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