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7)_马尔克斯

十七

　　“我的老天，”她喊道。“多惨呀！”

　　由于酒精中毒，巴亚多·圣·罗曼再次昏迷过去，但是很难相信抬着的还是活人，因为他的右胳臂拖在地上，母亲多次把它放到吊床里，可是马上又耷拉下来，结果从悬崖边到轮船甲板的地上留下了一长道印迹。那是巴亚多·圣·罗曼最后留给我们的东西，一种对受害者的记忆。

　　别墅按照原貌保留了下来。每当休假时，在狂欢的夜晚，我都和弟弟们上去看一看。在那些被遗弃的房舍里，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有一次，我们找到了一只手提箱，那是结婚那天晚上安赫拉·维卡略向她的母亲要的，不过我们根本没有重视它。里面装的看来都是女人的卫生用品和化妆用品。多年以后，安赫拉·维卡略告诉了我，为了骗过她的丈夫，别人教给她一套产婆用的法子，我这才知道了那些东西的真正用途。那是她留在那个只过了五小时婚姻生活的家中的唯一的东西。

　　过了些年，当我回去为这篇记叙文搜集最后一些材料时，连约兰达·德·希乌斯珍贵的遗物也不复存在了。尽管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再三叮咛要对这幢房子严加看守，可是里面的物品还是渐渐地不翼而飞，包括有六块穿衣镜的大衣橱。这衣橱由于从门口抬不进去，蒙帕斯的歌唱家们只好在房子里组装它。老鳏夫希乌斯想到那是他妻子的遗物，她的阴魂自己会来拿走的，因而现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为此，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曾耻笑过他。可是，一天晚上上校突然想到要举行一次招魂弥撒，以澄清家具等等怎么会神秘地失踪的。据说，约兰达·德·希乌斯的阴魂亲自向他证实，确实是她通过那件人命案来索回她的幸福生活中使用过的用品的。别墅开始损坏了。

　　门前新婚夫妇的汽车渐渐地被糟蹋坏了，最后只剩下在风吹雨打中变得破烂不堪的空车皮。多年以来，对这汽车的主人的情况一直不得而知。预审档案上有他的一条供词，但是简短、一般，看来是最后一刻在别人的建议下履行公事作出的。我唯一和他作的一次交谈是在二十三年以后，他带着敌视的目光接待了我，断然拒绝向我提供任何有助于澄清他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的角色的材料。说实在的，关于他，就是他父母也不会比我们知道得多，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为什么来到一个偏僻的小镇，而看上去除了找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结婚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相反，关于安赫拉·维卡略，我却一直不断听到关于她的消息，从而在脑海里产生了一个理想化的形象。我的那个修女妹妹在上瓜希拉呆过一些日子，想说服最后几个她所崇拜的人入教。在那个被加勒比海水环抱的村子里，我妹妹常常同她交谈。她母亲把她送到那里，目的是使她与世隔绝。“你的表妹问候你，”我的妹妹马戈特总是这样对我说。她头几年常去看望安赫拉·维卡略，她说家里给安赫拉购置了一幢简陋的房子，有一个大院落，海风能时常迎面吹来，唯一的问题是，在夜晚海水涨潮时，厕所的粪水常常漫溢出来，黎明时海鱼在卧室里乱蹦乱跳。那期间所有看见过安赫拉的人都说她在全神贯注地、熟练地用机器绣花，在忙碌中忘却了过去的事情。

　　许久以后，确切的时间已记不清了，我想了解一点我自己的事情，在瓜希拉一带的村镇卖百科全书和医学书籍，偶然来到了那个印第安人的小村落。海边一幢房子的窗前，有个女人在用机器绣花，那时天气很热，她半穿着丧服，戴着金丝边眼镜，金黄色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头的上方挂着一只鸟笼，一只加百利小鸟不住地歌唱着。看见这个女人这般模样坐在富有诗意的窗户里，我不愿相信那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因为我不愿承认生活最终竟是与拙劣的文学作品如此相似。但，那确实是她：那场悲剧发生二十三年之后的安赫拉·维卡略。

　　她象从前一样，把我当作一个远房亲表哥接待，明智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十分风趣。她是那样的成熟和机敏，真难相信那是原来的安赫拉·维卡略。最使我惊愕的是她是怎样终于懂得了自己的生活的。只过了几分钟，我就发现她不象我第一眼见到时那样衰老，而是象我记忆中那么年青了，可是跟她二十岁那年被迫毫无感情地结婚时没有半点共同之处。

　　她的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老，她象对待一个难以对付的幽灵似的接待了我。她拒绝谈及往事，因而在这篇记叙文中我只是摘录了她同母亲聊天时的片言只语，以及我记得的她的一些话。她竭力使女儿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但是女儿并没有按她的意志生活，因为她从不隐瞒自己的不幸。恰恰相反，她对所有愿意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详详尽尽地讲述一番，当然那个永远不能披露的秘密除外，即是谁、以什么方式和何时真正损害了她，因为没有人相信那件事果真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干的。

　　他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谁也没有看见过他们在一起，更不用说单独在一起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过分高傲，不会把她放在眼里。“你表妹是个傻瓜，”当不得不提到她时，他总是这样对我说。其次，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他是一只专门捕捉小鸟的老鹰。他象父亲一样，总是只身行动，在那带山区长大的漂亮而意志薄弱的少女，没有哪一个不在他的涉猎之内。

　　但是，在这个镇上，除了知道他同弗洛拉·米盖尔保持一种正常关系以及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曾使他丧魂落魄达十四个月之久外，不知还有别的什么风流韵事。人们都说——也许这种说法最含恶意，——安赫拉·维卡略为了保护她真正爱着的人，才说出了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因为她以为她的两个哥哥绝不敢把他怎么样。我将此文的情节安排就绪后，第二次去采访她，打算亲自从她嘴里掏出实话。可是，她继续绣着手中的花，头也不抬地推翻了我的想法。

　　“表哥，你不必拐弯抹角啦，”她对我说：“就是他。”

　　所有其他方面的事，乃至新婚之夜的灾难，她都一五一十地讲给了我听。她说她的女友们教给她在床上把丈夫灌醉，直到使他失去知觉，要装得羞羞答答，让丈夫关上灯，为了伪装贞洁，要用红汞水染在床单上，以便次日好拿到院子里晾晒。这些专拉皮条的女人只有两件事没有考虑到：一是巴亚多·圣·罗曼坚决滴酒不进，二是安赫拉·维卡略由于自己的偏见而无法摆脱愚笨，内心仍然保持着她的贞洁。“她们说那些事，我一件也没有做，”她对我说。“因为我越想越觉得那一切纯粹是卑劣的行为，对谁也不能那样做，何况是对那个同我结婚的苦命人呢。”她在灯光明亮的卧室里被脱去了衣服，全然不顾她的一生会毁掉。“事情很简单，”她对我说，“因为我决心死。”

　　事实上，她毫无羞耻地讲她的不幸，是为了掩饰另一个不幸，即真正的不幸，这不幸使她痛苦万分。在她决定告诉我听之前，谁也不曾想到，自从巴亚多·圣·罗曼将她送回她家之后，他就一直留在她的生活中了。那是对好的最后一次打击。“妈妈一开始打我，我一下子就记起了他，”她对我说。拳头打在她身上她却并不觉得痛，因为她知道那是为他而挨打。当她倒在饭厅的沙发上呜咽时，还在继续思念着他，对此她自己都不禁感到惊讶。“我不是为他而哭，也不是为发生的事情而哭泣，”她对我说。“而是为他而哭。”在母亲给她脸上敷上山金花酊药布时，她仍然想着他；当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教堂钟楼的钟声齐鸣，母亲进来告诉她，最糟的事情已经过去，她可以睡觉了的时候，她就更加思念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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