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5)_马尔克斯

十五

　　人们立刻这样做了，家里又安静下来。那时尸体还没有什么变化，面色仍然如故，就和他唱歌时一样。克里斯托·贝多亚把他的内脏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并用布条将尸体包扎好。可是，到了下午，刀口开始流出一种糖浆似的液体，苍蝇嗡嗡飞来。嘴边出现一块深紫色的斑点，而且象水中的云彩一般非常缓慢地扩展到头发根下面。那张一向和蔼可亲的面孔变得难看了，母亲用块手帕把死者的脸盖上。这时，阿蓬特上校知道不能再等了；于是吩咐阿马多尔神父动物解剖。“这要比埋在坟里过一个礼拜再扒出来好得多，”他说。这位神父在萨拉曼卡读过医学，学过外科，但是没有毕业就进了神学院，所以就连镇长也知道，他的解剖没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他还叫神父这样做了。

　　解剖是在公立学校所在地进行的，由一位药剂师帮助作记录，还有一位正在这儿度假的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作助手。那不是解剖，而是杀戮。他们只有几件做小手术的器械，其余全是手工工匠的用具。不过，尽管尸体被砍得七零八落，可是阿马多尔神父的报告倒象是正确的，因而预审法官将它作为有用的材料纳入了档案。

　　圣地亚哥·纳赛尔身上的刀伤很多，有七处是致命的。肝脏几乎在正面被两处很深的刺伤分为两半。胃部有四处伤口，其中一处扎得那样深，穿透了整个胃部，胰腺被破坏了。结肠有六个小孔，小肠部分多处受伤。背部在第三节椎骨处挨了唯一的一刀，右肾扎穿了。腹腔里积满了大血块，在从肠子里流出的排泄物中发现了一枚金质奖章，那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四岁时吞进肚里去的。胸腔两处被扎穿，一处在右侧第二根肋骨附近，伤及了肺，另一处贴着左腋。

　　另外，手和臂上有六处轻伤，左大腿和腹部被横着砍了两刀。右手掌被深深扎伤了一个口子。报告说：“活象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伤痕。”脑浆比正常的英国人要重六十克，阿马多尔神父在报告上写道：“圣地亚哥·纳赛尔有超人的智力，前途无量。”但是，他在末尾的注文中指出：“肝脏肥大，炎症未消。”“这就是说，”神父说，“他最多只能活几年。”恰巧，迪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确实在圣地亚哥·纳赛尔十二岁时为他治疗过肝炎；在回忆那次解剖时，他极为不满。“只有神父才会这样愚蠢，”医生对我说。“永远没有办法使阿马多尔懂得我们热带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脏要大。”报告最后说，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为七处大伤口的任何一处都会引起这种后果。

　　我们见到尸体时，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样子。脑颅已施过环锯术，锯碎了一半，死后仍然保存下来的那种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复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肠子统统掏了出来，但是最后不知如何处理，气得他只好为这些东西作过祝福后扔进垃圾桶里。最后，趴在学校窗户上看热闹的人都感到索然无味了，而助手则昏厥过去。至于拉萨罗·阿蓬特上校，他曾经目睹和制造许许多多次镇压性大屠杀，最后竟成了素食主义者和信奉招魂术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躯壳里塞满破布和生石灰，然后用麻绳象缝大包似地把躯壳草草缝上，当尸体放进铺有丝缎的新棺材里时，险些没有撑破。“我觉得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些，”阿马多尔神父对我说。结果事与愿违，我们不得不在天明时急急忙忙地将尸体埋葬掉，因为保存得很不好，屋里的臭味实在难闻。

　　礼拜二依然是个令人不安的日子。紧张地工作一整天之后，我没有胆量独身一人睡觉。于是我推开了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门，刚好她没有闩上。树上中国式的大灯笼还没有熄掉，设有舞池的庭院里有几处柴灶，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几个妓女正在上边把她们的舞衣染成丧服。我看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象往常一样，天明时还没有入睡，也象平时一样，家中没有外人时就一丝不挂。她盘腿坐在“王后”床上，面前摆着一大盘丰盛的吃食：小牛排、清炖鸡、猪肉里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个人吃也绰绰有余。毫无节制地吃了一顿，向来是她唯一表示伤心的方式，我从未看见过她这样痛苦过。

　　我和衣躺在她身边，几乎没有说话，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当时我在想着圣地亚哥·纳赛尔惨遭杀害的悲惨命运。他不仅死去了，而且被碎尸万段，扔得东一块西一块，直至最后毁灭。这一切使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付诸东流了。我梦见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孩子的嘴里喀吱喀吱嚼个不停，半嚼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对我说：“这孩子傻乎乎地嚼着东西，有些不雅观。”我突然感到一只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衬衣扣子，闻到了躺在我背后的那个爱情野兽可怕的气味，她在抚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怀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从远处咳嗽一声，远远地离开了我。

　　“不行，”她说。“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不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发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气味。维卡略兄弟在牢房里也有这种感受。他们被关在那里，镇长正在想如何发落他们。“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丝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种气味，”彼得罗·维卡略对我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睡觉，虽然累了，但无法成眠，因为刚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又在杀人了。巴布洛·维卡略上了年纪时，企图给我解释那漫长的一天情况，脱口而出：“我好象特别清醒。”那句话使我想到，他们在牢房里最难以忍受的可能莫过于头脑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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