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宫中的将军(49)_马尔克斯

四十九

　　就这样，伊图尔维德带着给乌达内塔的两封信，于12月初离别了将军，在其中一封信上将军写道，伊图尔维德、威尔逊和费尔南多都是他身边最可信赖的人，直到第二年4月，乌达内塔被桑坦德集团阴谋推翻时，伊图尔维德在圣菲还没有个固定的安排。他母亲以堪为典范的韧性，终于获得了任命他为墨西哥驻华盛倾使团秘书的差事，事后，他就在被人遗忘的公务中度过了他的一生，直到32年后，当法国人以武力强迫墨西哥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利亚诺为皇帝，伊图尔维德家族第三代的两个男孩过继给他为养子，并被指定为他那虚无漂渺的王位继承人时，人们才又听到了有关这个家族的消息。

　　将军让伊图尔维德带给乌达内塔的另一封信，是要求乌达内塔销毁他此前和今后写给他的一切信函，以免留下他忧郁情绪的痕迹。乌达内塔没有使他满意。五年前，他曾向桑坦德将军提出了类似的请求：“无论我生前还是死后，您都不要去发表我的信件，因为这些写得很随便而且很杂乱。”桑坦德也没有按他的要求办。与他的那些信相反，桑坦德给他的信无论从形式或内容上看，都是完美无缺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写这些信时就意识到它们最终将被投入历史的篇章。

　　从写给韦拉克鲁斯的那封信起，到他去世前第六天口授的最后一封信止，将军一共至少写了1万封书信，一部分是他亲笔写的，一部分是他口授、记录员抄写的，还有一些是记录人员根据他的指示撰写的。被保存下来的信件有3000多封，被保存下来的经他签署的文件有8000多份。有时，记录员们被他搞得不知所措，有时又与他们合作得很好。有几次，他觉得口授的信不满意，他不是重新口授一封，而是在原来的信上亲自加上有关记录员的一行字：“正如您将会发现的那样，马特利今天比什么时候都笨。”1817年，在离开安戈斯图拉以便结束大陆解放事业的前夕，为了按期处理完政府的事务，他在一个工作日里一连口授了14个文件。也许由此产生了那永远也没有得到澄清的传说，说他同时给数位记录员口授各不相同的信件。

　　进入10月后，只有雨丝沙沙声。将军再也没有走出卧室一步，为此加斯特尔冯多大夫不得不运用他最聪明的办法以获得将军允许去看望他并带给他吃的东西。何塞 ·帕拉西奥斯有这样的感觉，午睡时，将军躺在吊床上一动也不动，他的目光在凝视空无一人的广场上的雨滴，他陷入了沉思，这是在记忆里核查他过去生活中甚至是最短暂的瞬间所发生过的事情。

　　“我的天啊，”某一个下午他叹息道，“不知曼努埃拉怎么样了！”

　　“我们只知道她挺好，其它什么也不清楚。”何塞·帕拉西奥斯答道。

　　从乌达内塔执政以后，没有听到她的一点消息，将军没有再给她写过信，但让费尔南多及时告诉她旅途的最新情况。她最近的一封来信是8月底写的，有关准备进行军事政变的秘密消息是那样多，要透过她那夸大其词的笔法和为了迷惑敌人故意弄成如乱麻一堆的数字中，搞清楚她所要告诉的那些秘密，并非一件易事。

　　曼努埃拉忘记了将军的忠告，她确实象回事儿地，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地，扮演起了全国第一个玻利瓦尔主义者的角色，单枪匹马地对政府展开了一场文字宣传战。莫斯克拉总统没有敢对她进行起诉，但并未制止他的部长们这样做。面对官方报纸的人身攻击。她以漫骂相回击，并印成传单，在女奴的护卫下骑着马在皇家大街颁发。她手握长矛，沿着市郊石子路的小巷追击那些分发攻击将军的传单的人，那些每天早晨出现在墙上的侮辱将军的口号，她使用更激烈的辱骂复盖上。

　　官方组织的宣传战最后指名道姓地攻击她。但她一点也没有畏缩。她在政府里的一些密友给她传递信息说，在国庆节的某一天，大广场上要安装烟火架，架子上挂有一幅将军身着滑稽可笑的国王服装的漫画像。曼努埃拉和她的女奴们不顾警卫队的阻拦，骑着马把烟火架冲得稀烂。于是，市长亲自带了一小队士兵，企图从床上把她抓走，而她则手握两支上好膛的手枪等候着他们，只是通过双方的朋友们调解，才没有酿成更大的事件。

　　唯一使她的行动缓和下来的乌达内塔将军夺权成功这件事。乌达内塔是她的一位真正朋友，而她则是乌达内塔军事政变的最热心的同谋。当将军在南方与入侵的秘鲁人作战、而她一个人留在圣菲时，乌达内塔是照顾她安全和解决日常生活需要的知心朋友。当将军有非常议会发表那篇不合时宜的声明后，是曼努埃拉说服将军给乌达内塔写了信，“我向您表示我昔日的全部友情和诚心诚意的彻底和解。”乌达内塔接受了这一豁达的表示，而曼努埃拉则在军事政变后还清了这份情谊。公众生活中不再见到她了，而且消失得不露一点踪迹，10月初曾传说她已经去美国了，谁也不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所以当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曼努埃拉挺好”时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听到有关她活动的任何消息。

　　将军为无尽的期待而悲伤，期待谁？期待什么？为什么期待？在绵绵阴雨中他感到茫然若失，在对历史往事的又一次探究中，触到了心灵的深处，结果在哭泣中睡着了。何塞·帕拉西奥斯在听到细微的呻吟时，以为是从河里捡来的那条狗在呜咽，却原来是他主人发出的声音。他惊慌得手足无措，因为在贴身服侍他的漫长岁月里，只见过他哭过一次，而那一次哭并不是由于悲伤而是由于暴怒。帕拉西奥斯喊来了在走廊里值勤的伊瓦拉，他也听到了将军哭泣的声音。

　　“这将对他有好处，”伊瓦拉说。

　　“对我们大家都将有益，”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将军比平常哪一天睡的时间都长。无论是邻近果园里鸟儿的啁啾，还是教堂里的钟声，都没有把他闹醒，何塞·帕拉西奥斯俯在吊床边好几次。想听听是不是仍在呼吸。当他睁开眼时，已经八点多了，天已经开始热了起来。

　　“10月16日，星期六”，何塞·帕拉西奥斯说，“今天是圣玛加丽塔·玛丽亚·阿拉科克日。”

　　将军下了吊床，眼睛望着飞着尘土、寂无一人的广场和破败不堪的教堂，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条死狗的残骸。炙人的朝阳预示着今天又将热得透不过气来。

　　“我们离开这儿，赶快走，”将军说，“我不想听见毙人的枪声。”

　　何塞·帕拉西奥斯心里一震。他这是生活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他的样子也和当时一模一样，赤着脚站在砖坯铺就的地上，下面穿着长长的短裤，剃光的头上戴着一顶睡帽。这是在现实中重温的一个旧梦。

　　“我们不会听到毙人的枪声，”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接着他又有意精确地加了一句：“皮亚尔将军是在安戈斯图拉处决的，不是今天下午，而是三年前如同今天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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