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一年(17)_彼得·梅尔

一七

　　葡萄大军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耕耘机已经在瓜田里翻土了。两天后，插枝队抵达——5个男人、 2个女人、4条狗。领队的是种葡萄专家鲍琪先生，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经验。他亲自在耕耘机后面推动小犁，好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穿着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脸神情专注。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一根竹竿，以麻线连接，麻线上每隔若干距离做上记号。现在，整块田已经分解成细长的条状，可以插葡萄枝了。

　　箱形车运来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了红色的腊。鲍琪先生检查插枝装备。我原以为是用机器插枝，却只看到几支中间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校队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一哄而散，成编组队形。

　　鲍琪在前面引导，像握着驾驶盘手持木三角一样，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依点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让后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游艇帽。狗儿快活地在每个人身边打转，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似乎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位居队伍中间的人则一边赶狗，一边插嘴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移动，直到大约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两只大篮子，大伙儿停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点心。

　　田间茶馆

　　他们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看来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篮子里装的是4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清脆可口。安德烈老爹来视察工作，我们看见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后点了点头。这闲居无事的温和老人过来喝一杯酒，坐下晒太阳。他用沾满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观赏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圣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回去工作。天快黑时，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小校在夕阳下苦有若无。插枝队拉到我家后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几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工钱多少。使用耕耘机三天，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该给他们多少钱？福斯坦急着解释，连眼镜都拿下来了。他说，藤枝的钱是我们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手指摸摸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耕耘机和农夫们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

　　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宣告无效了。

　　捍卫家园

　　卢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枪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锤，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不可能属于他。我便说，我以为这地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他又搬了一块圆石。“每年夏天他们都跑来，搭起帐蓬，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就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去。我问他难道没想到德国人也许会买下他的房子？

　　“带了帐蓬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不信你看看他们开来的车—装满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他们真是吝啬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角色，继续说明普罗旺斯农人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包括德国观光客——给地方上带来财富，有些外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地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2简直骇人听闻。农民根本买不起。我们避免谈马索自己想在房地产上头大赚一笔的事，只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叹息过后，他又开心笑起来，告诉我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很让他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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