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恋(35)_莫泊桑

三五

　　这晚上，她头一次明白，在这个迄今为止只有她受到崇拜受到恭维、欢迎、爱慕的这间客厅里，另一个女人，她的女儿在取代她的位置。她是在感到所有的赞颂言论都朝着安耐特时，明白了这一点的。在这个王国——一个漂亮女人的房子里——对她的爱戴从不受任何干扰。从这里她曾审慎而坚决地清除了任何令人生畏的对手，只在为了使之臣服时她才允许能匹敌的对手进来。而现在她清楚地看到她的女儿即将成为这个王国的统治者。当所有的眼睛都转到了贝尔坦抓着手站在她画像前的安耐特身上时，那一阵揪心真是多么不同一般。她觉得自己一下子完结了，被剥夺了，退位了。所有的人都看着安耐特，谁也没有再转过头来看她！她已经太惯于听恭维话和颂扬话，每次人们仰慕她的画像时，她对那些颂扬词句是如此确信，虽然根本不当一回事，但心中仍然觉得痒痒的，以至这次的被舍弃，这次未曾料到的被挫败，这种赞叹的范围一下子全归到她女儿名下，使她感受到的激动、震惊和痛苦比由任何对手在任何场合所能造成的都更严重。

　　可是由于她有一种天性；就是在任何危机情况下经受初次挫折后就自省、就斗争，并能找到些自我安慰的理由。于是她就想，一旦她亲爱的女儿结了婚，不再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她就无需承受这种没完没了的比较。在她朋友们目光下的这种比较开始对她变得太难熬了。

　　然而，这个打击对她太厉害了。她激动不安而且难以入睡。

　　早晨醒来时她很累而且腰酸背痛。于是产生了一种想得到支持、得到帮助的迫切要求，想得一个能治疗她所有这些痛苦，所有这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苦难的人的帮忙。

　　她感到自己确实太难受、太虚弱，因此她起意要找医生商量。她说不定会变成重病，连续几小时处在这种痛苦和平静交递的情况是反常的。因此她让人赶快去请他，自己等着。

　　大约十一点的时候医生到了。这是一个上流社会里的大医生，他的勋章和街头保证了他的才干。他的本领至少等于常识，他说话的技巧比药剂更能击中女人的痛苦。

　　他进来行过礼，看了看他的病人，于是带着微笑说：

　　“瞧，这不严重。有您这对眼睛的，从不会病重。”

　　她立刻对他的这种开场白表示感谢，并向他说明她的虚弱，她的神经紧张、忧郁，最后轻描淡写地指出使她不安的坏气色。他在用一种注意的神气听完了她说的以后；除了胃口以外没有再问别的事情，看来他很清楚这类女人病痛的奥秘性质。他对她作了听诊，观察了她，用手指揿揿她肩上的肉，抬抬她的胳膊。无疑他摸到了她的思路，而且以职业医生能揭开一切借口的精明，懂得她之找他顾问主要是为了她的美貌，其次才是健康。他说：

　　“是的，有点贫血，有些神经性烦恼。这没有什么可怪的，既然您刚经历了一场重丧。我来给您开点儿药，它就能治好这。可是最重要的是吃些补品，喝些肉汁，不要喝水，但是可以喝啤酒。别让您熬夜劳累自己，但要尽量多走动走动。多睡，长胖一点。这是我能给您的全部劝告，夫人和美丽的顾客。”

　　她热忱关注地听他说，努力猜出话里的话。

　　她抓住了最后一句要紧话。

　　“是的，我瘦了。我一度曾太胖了一点，而我可能是开始节食把我弄虚弱了。”

　　“肯定是的。要是一直都瘦的话这不碍事，但是有意减肥，常会对某些方面有碍。这点，很幸运地也很容易恢复。再见，夫人。”

　　她已经觉得好了些，轻松些了。于是她叫人到总卖店里去找他指定的啤酒供午餐时喝，那儿能有新鲜些的。

　　当贝尔坦被引进来时，她正从桌旁站起来。

　　“又是我，”他说，“老是我。我来问问您。您一会儿有事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为什么？”

　　“那么，安耐特呢？”

　　“也什么都没有。”

　　“那么，四点钟的时候你们能去我那儿吗？”

　　“可以，可是干什么？”

　　“我在为我的《梦幻》起草，我曾在问您能否让您的女儿花点时候摆个样子时提到这张画。要是今天能为我安排上一个小时，那会帮我大忙。”

　　伯爵夫人对此有些犹豫，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点烦恼。但她还是回答说：

　　“明白了，我的朋友，我们四点钟会到您那儿。”

　　“谢谢，您就是善心。”

　　于是他回去准备画布，研究主题免得让那位模特儿有丁点儿疲倦。

　　伯爵夫人接着就独自走出去完成她的采购工作。她走到了中心区的那些大马路而后到马莱斯埃伯大道，慢步走着，因为她觉得脚都快要断了。当她走过圣·奥古斯坦教堂时，她突然打定主意到教堂里去，并且到那儿休息一会。她推开了有软垫的大门，舒畅地吸了一口教堂大殿里的清凉空气，找到一张椅子坐下。

　　她和许多巴黎的妇女们一样是信教的。她们毫不怀疑地信仰上帝，没法相信宇宙能没有一位创造者而能存在。但是和所有的人一样，同时都对那位神只赋以她看见过的被创造物的特征，她将她的永生上帝按她对他的作品所知加以人格化，而对这位神秘的创造主的实际能否存在并没有很清晰的概念。

　　她对之信念坚定。理论上是崇拜它的，却又隐隐对他有些害怕，因为她心中全然不知他的目的和意志。对那些教士，她的信任有限；她将他们一律看成违抗兵役的乡下人的儿子。她的父亲是巴黎的中产阶级，曾未给她灌输过任何有关信仰的教旨。直到她结婚为止，她一直对此漫不经心。

　　从此，她的新地位给她更严格地规定了对教堂的表面义务，她对这种轻松的约束严格遵守。

　　她是许多托儿所的女施主而且是十分慷慨的。星期天的弥撒她从不缺席一小时，自己直接作布施，并且在社会上通过她的堂区教士，一位副神甫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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