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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


  然而,谈过来争过去,却未理出任何头绪,澄清任何问题,就连争论双方本身也是如此。因为一切不独相互反对,还相互搅和;不止是对手之间彼此批驳,他们也经常自相矛盾。塞特姆布里尼对“批判”发出礼赞的次数够多的了,但最后却又将其反面——这就该是“文艺”啦——当作高贵原则加以肯定。纳夫塔呢,不止一次充当“自然直觉”的捍卫者,反对塞特姆布里尼将自然贬斥为“愚蠢的力量”、纯粹是既定事实;在它面前,理性和人类尊严不该自惭形秽,但同时他又站在精神和“疾病”一边,认为只有这儿才找得到高贵和人性。反之,塞特姆布里尼又一变而为自然和健康的辩护士,压根儿想不到什么解放。是的,在“客体”与“自我”的问题上也不见得好一点,简直是同样的杂乱无章,而且程度更严重,以致谁也弄不清楚,两人中哪个是虔诚的教士,哪个是自由主义者。纳夫塔正言厉色地禁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自诩为“个人主义者”,因为塞特姆布里尼否认上帝与自然之间存在矛盾,把人的问题,把个人内心的冲突,单单理解为个体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坚持一种与生活紧密联系的资产者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认为生活本身就是目的,最终只是平平庸庸地追求有用有利,视道德立法为国家的要义。反之,他纳夫塔则认为人自身的问题更多是在于感觉与超感觉之间的矛盾,只有那自由的和主体的人才代表真正的个人主义,神秘的个人主义。

  情况若确实如此,汉斯·卡斯托普想,那么他对“匿名和集体性”又将如何解释?——这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例子。此外,他在寄宿学校曾与翁特尔佩廷格神父就黑格尔这位国家哲学家的天主教倾向,就“政治的”

  与“天主教的”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就它们共同形成的客观的范畴,都发表过一些惊人的见解,它们又作何解释呢?统治术和教育,这不历来都是纳夫塔的教团之所长吗?这是怎样一种教育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无疑也算得上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热心得到了碍事和讨厌的程度;可是,在苦行主义的蔑视自我的务实精神方面,他的那些原则简直不可和纳夫塔的同日而语。纳夫塔相信绝对命令!铁的纪律!强制!服从!恐怖!这可能不失其荣耀,可是对个人的尊严、价值却毫不顾及。这就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和西班牙的罗耀拉的训练规范,虔诚和严格得让人流血。只存在一个问题:纳夫塔究竟是如何认识到这种血腥的必要性的呢?他不是自称不相信任何纯粹的知识和缺少前提的研究,简言之,不相信真理,不相信客观的、科学的真理吗!对于塞特姆布里尼来说,追求真理却意味着一切人性的最高准则。在这点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虔诚而又严谨。相反,纳夫塔却马虎而无原则,把真理拉回到人自己身上,宣称凡是对人有益的都是真理。这不简直就是庸碌的资产者习气和庸俗功利哲学,竟如此使真理服从人的利益?严格地讲,铁一般的客观务实精神不多了,已搀和进更多的自由和主观性,只是纳夫塔不肯承认罢了。

  ——与此情况完全一样,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发过有关“政治”的高论,说什么自由就是仁爱的法则。这显然意味着让自由受到约束,就像纳夫塔让真理也受到约束,受到人的约束一样。于是乎虔诚有余,自由不足。

  可是就连这也仅只是一个暂时的区别,它在争论过程中随时都可能消失。唉,这位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并不枉为一位文学家,也就是一位政治家的孙子和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儿子。他对批判和妇女解放怀着崇高的信念,常在路上对年轻姑娘们哼歌子;反之,尖刻、矮小的纳夫塔却受到严格的誓言的束缚。然而,纳夫塔恰恰思想放肆,生活奢靡;另一位相反倒是位老道学,汉斯·卡斯托普想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害怕“绝对精神”,却企图把精神绝对地固定于民主进步;他惊讶像军人一般的纳夫塔信仰的随意性,竟然将上帝与魔鬼、光明与恶行、天才与疾病混为一谈,没有价值定规,没有理性批判,没有意志。噢,究竟谁自由,谁虔诚,究竟什么决定人真正的地位和国籍:是沉沦于吞噬和平衡一切的集团里,同时放浪无羁和奉行苦修禁欲的这一位呢,还是自命为“批判的主体”,但在其身上轻浮放荡与严格的资产者道德却相互不断干扰的那一位呢?唉,原则和侧重确实不断相互干扰,自相矛盾的情况多的是,这样就使一个有教养和责任心的人感到异常困难,不只是难于在矛盾双方之间判明是非,也难于分辨和理清各自的观点,以致出现一个巨大的诱惑:干脆一头栽进纳夫塔那“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中去算啦。

  普遍的阵线交叉,敌我模糊,极大的思维紊乱,言语含混;汉斯·卡斯托普自认为看出来,争论双方因此都心里感到压抑,不然就不会表现得如此誓不两立。

  一行人已走到上面的“山庄”。接着,三个住在里面的人又送另外两位到他们的小屋前,站在那儿的雪里,任纳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继续争论——从教育目的出发,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明白,为了影响追求光明的青年的可塑性。对于费尔格先生来说,这一切,如他自己一再声明的,都太高深了;而魏萨尔呢,自从结束了体罚和刑讯的话题以后,就表现得对讨论漠不关心。汉斯·卡斯托普用手杖戳着雪地,思考着整个讨论杂乱无章的问题。

  终于,大伙儿分了手。总不能永远站着,讨论的内容无边无涯。“山庄”的三位疗养客重新踏上归途,两位誓不两立的教育家却不得不走进同一所小房,一个回他绸子包裹的安乐窝,一个回他有着写字几和水瓶的作家书斋。到家后,汉斯·卡斯托普跑到阳台上,耳朵里还充满着两军对垒时响成一片的呐喊声和兵器撞击声。这两支大军一支来自耶路撒冷,一支来自巴比伦,在两面旗帜的指引下遭遇在一起,混战一场。

  一日五次,对于今年冬天的气候不佳,在那七张餐桌上都异口同声地发着抱怨。大家断定,这高原之冬太不负责,绝对没有充分提供本地区赖以远近驰名的、广告上明白写着使长年客人已经习惯、新来者也已幻想过的宜于疗养的气候条件。出太阳的日子太少,日照太少;而日照是一个重要治疗因素,缺少了它的帮助,痊愈就会推迟,毫无疑问……

  不管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他们,对这些或者继续坚持疗养、或者离开“故乡”下山去的人们的真诚有何想法,他们反正要求获得自己的权利,反正希望享受他们的父母或者丈夫为他们花的钱理应带来的利益,因此在餐桌上,在电梯里,在游艺室中,大家都嘀嘀咕咕,抱怨连声。院方也充分认识到自己进行弥补和减少损失的责任。一台新的“高山人造太阳仪”买来了,因为原有的两台已满足不了那些渴望通过电气化的途径变得黝黑起来的人们的需要。须知,黝黑的肤色可以使年轻的小姐和女士更迷人,可以使男士们更健美,即使是静卧时平躺着,模样也像一位征服者。是的,这模样事实上已结出硕果:女士们尽管对他们男性魅力的技术和美容根源一清二楚,却够愚蠢或者说够狡猾的,竟然心甘情愿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受蒙骗,以便陶醉在幻觉中,同时也作出自己女性的回报。

  “我的上帝啊!”萨菲尔德太太,一位从柏林来的红头发、红眼睛的女病人,傍晚在游艺厅中对一位长腿、凹胸的男伴叹道;这位殷勤“骑士”在名片上自称为“获有文凭的飞行员和德军少尉”,带着气胸,午餐时总穿常礼服,到晚上反而脱了,说什么海军里有这条规定。“我的上帝啊,”她两眼贪婪地盯住那位少尉叹道,“瞧,他让高山的阳光晒得多黑,多漂亮!样子像个猎鹰者,这鬼!”——“等着瞧,妖精!”在电梯里,他凑着她耳朵嘀咕了一句,叫她浑身起鸡皮疙瘩。“您对我挤眉弄眼,我一定叫您赔偿损失!”可不,绕过阳台上的玻璃隔墙,那鬼和猎鹰者摸到了去妖精房间的路……

  然而,人造太阳毕竟还是远远补偿不了今年损失的真正日光。一个月里头,纯粹出太阳的日子只有两三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白皑皑的山峰背后,天鹅绒一般的天幕湛蓝湛蓝,日光金刚石一般地熠熠闪烁,从厚厚的游动的灰色云雾中投射下来,热辣辣地直射在人们的脖子上和脸上,直叫舒服极啦。可好几个礼拜才有两三天这样的日子,这对于命运坎坷、特别需要抚慰的心灵来说真是太少太少;加之他们离开了平原,放弃了那儿的人们的乐和苦,就是指望着能过上契约上许诺给他们的虽然缺少生气、但却是轻松愉快的生活:无忧无虑,连时间也被取消了,绝对的舒适安逸。因此,尽管贝伦斯顾问提醒大家,就算天气不行,住在“山庄”毕竟还不等于蹲西伯利亚矿坑或者别的某座监狱,山上的空气稀薄、质轻,差不多跟太空里的以太一般纯净,极少地球上的杂质,不管是好是坏,就算没太阳,仍可免遭平原的烟尘、蒸气的侵害,优点真是太多,却仍然没有用。恶劣的情绪和抱怨迅速蔓延,每天都有人威胁说要提前出院,而且有的真的付诸实施,对萨洛蒙太太的教训在所不顾。萨洛蒙太太新近很凄惨地回来了;她原本病得不重,只是因为耐不住寂寞,硬犟着回到潮湿而多风的阿姆斯特丹去住了一阵子,结果弄出了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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