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2)序_卢梭

二

　　序

　　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二〕。我敢说，戴尔菲城①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②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因此，我把这篇论文的题目，看作是哲学上所能提出的最耐人寻味的问题之一。但是不幸得很，对我们说来，这也是哲学家所能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我们不从认识人类本身开始，怎么能够认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呢？因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递嬗应使人类的原来体质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若不通过这些变化，怎么能够看出最初由自然形成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又怎么能把人的本身所固有的一切，和因环境与人的进步使他的原始状态有所添加或有所改变的部分区别开来呢？正如格洛巨斯③石象，由于时间、海洋和暴风雨的侵蚀，现在已经变得不象一位天神，而象一只凶残的野兽一样，人类在社会的环境中，由于继续发生的千百种原因；由于获得了无数的知识和谬见；由于身体组织上所发生的变化；由于情欲的不断激荡等等，它的灵魂已经变了质，甚至可以说灵魂的样子，早已改变到几乎不可认识的程度。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一个始终依照确定不移的本性而行动的人；再也看不到他的创造者曾经赋予他的那种崇高而庄严的淳朴，而所看到的只是自以为合理的情欲与处于错乱状态中的智慧的畸形对立。

　　①戴尔菲系古希腊名城之一，城内有亚波罗庙。——译者注
　　②那句箴言是：“你要认识你自己”。
　　③格洛巨斯系海神名。

　　柏拉图（共和国，第10卷，第611节）曾把人类灵魂比作格洛巨斯，灵魂与肉体结合以后，完全改变了面目，以致人们再也认不出它的不朽的本质来了。我们可以看出，卢梭在这里援引这个比喻，赋予了灵魂完全另外一种意义。

　　最不幸的是：人类所有的进步，不断地使人类和它的原始状态背道而驰，我们越积累新的知识，便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的知识的途径。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我们努力研究人类，反而变得更不能认识人类了。

　　不难看出，我们应该在人类体质连续的变化中，来寻求区分人们的各种差别的最初根源。大家都承认①，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平等的，正如各种不同的生理上的原因使某些种类动物产生我们现在还能观察到的种种变型之前，凡属同一种类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一样。不管那些最初的变化是怎么产生的，我们总不能设想这些变化使人类中所有的个体同时同样地变了质。实际上是有一些人完善化了或者变坏了，他们并获得了一些不属于原来天性的，好的或坏的性质，而另一些人则比较长期的停留在他们的原始状态。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源。不过这样笼统地指出，比较容易，但要确切地说明其中真正的原因就有些困难了。

　　①卢梭在肯定人与人之间天然是平等的时候，他避免当时人云亦云的说法。实际上自然法学派的学者们在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

　　因此，我希望读者不要以为我敢自诩已经发现了我觉得很难发现的东西，我不过开始进行了一些推理，大胆地作出了一些猜测；这与其说是希望解决问题，勿宁说是想把问题加以明确，和使问题恢复真正的面目。别的人也许很容易地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些，虽然任何人都不容易达到终点。因为，如果我们要从人类现有的性质中辨别出哪些是原始的、哪些是人为的，同时还要认清楚现在已不复存在、过去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①、将来也许永远不会存在的一种状态（我们必须对这种状态具有正确的观念，才能很好地判断人类现在的状态），这并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要想正确指出为了能在这一主题上作出一些切实可靠的研究首先应当注意之点，还须具有一种我们所想象不到的高深哲学。如果有谁能很好地解答下面的问题，我便觉得他配称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为了达到认识自然人的目的，必须作什么样的实验呢？而在社会中，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作这些实验呢？我决不是要解答这些问题，但我相信对上述主题已经作了一番深思，因此敢于事先回答说：即便是最大的哲学家，也不见得会指导这种实验；即便是最强有力的执政者也不能进行这种实验。我们如果期待着他们双方共同协作，尤其是期待他们双方为了达到成功，肯以坚忍的精神，或者说以无穷的智慧和必要的善意共同协作，那是很不合理的①。

　　①“……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句话曾经引起所有注释者的注意。这句话的确会使人惊讶。我们很容易看出这是卢梭的一种谨慎。他对自然状态中人类的描绘是和“创世纪”里所讲的大不相同的。卢梭为了防止神学家们的攻击，所以把这种描绘作为纯粹的假设，以免肯定这样的描绘与实际状况完全相符。这是采用了百科全书派常用的方法。但是当然还不止这一点，卢梭很知道他所引用的一些事实，没有一件能够作为他的理论的依据，而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假设。（参看本书引言）

　　①这样求助于科学的实验，说明卢梭自己也意识到他以抽象的方法来解决这类的问题，是很不够的；但他要证明的只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观念，所以他只能含糊其词地求助于科学的实验。

　　卢梭说当代的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时，也许想到了毛拜尔都伊。在1753年，毛拜尔都伊的著作已经出版了，他在“关于科学进展的通讯”里（第17节：形而上学的实验）也提出了这样的实验：“两三个儿童，从很小就在一起养育着，不使他们和其他的人有任何往来，他们自己一定也会造出一种语言，不论这种语言内容多么贫乏……。为了使实验更为全面起见，应该建立许多这样的社会，而且使各种不同国家的儿童来充当这些社会的成员，特别要避免使这些儿童学习到任何其他语言……，这种实验……可以使我们对于观念本身的起源，得到另外的一些知识……。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虽然有最伟大的人物的努力，我们的形而上学知识，还丝毫没有获得进步。值得研究的是，这种知识，是否只有在‘纯自然’环境中，用象这样新颖而不寻常的方法，才能有所成就。”关于毛拜尔都伊，参看“狄德罗选集”，人民古典丛书本，第2卷，第28页及以下各页。

　　狄德罗在“关于聋哑人的书简”中提出过一种同样的实验方法（阿塞札－杜尔诺编：“狄德罗全集”，第1卷，第351页）。

　　这些研究是如此难作，所以人们直到现在还很少考虑过，但这种研究毕竟是解决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真正基础的认识上无数困难的唯一方法。自然法的真正的定义之所以难于确定而且模糊不清，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人的本性的缘故。布尔拉马基②说过：法的观念，尤其是自然法的观念，显然就是关于人的本性的观念。他继续说道：所以正应该由人的本性、由人的体质、由人的状态来阐述这门科学的原理。

　　②参看本书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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