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150)_卢梭

一五〇

　　风暴前的隐隐雷声已经开始听到了，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针对我的书和我本人，有个阴谋正在酝酿着，不久就要爆发出来。而我呢，我的安全感、我的愚蠢竟到了这种程度：我远没有预见到我的灾难，甚至感到了灾难的效果还猜不透灾难的原因。人们先相当巧妙地放出风声说，在严厉对待耶稣会教士的同时，也不能偏袒攻击宗教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不该在《爱弥儿》上署名，好象我过去没在所有其他作品上署了名而没见谁说过半句闲话似的。看样子，大家担心，形势将迫使人们采取一些原来不愿采取的措施，而我做事不慎，又给了可乘之机。这些流言传到我耳朵里来了，却没有使我不安。我甚至根本想不到这里面与我本人会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太无可谴责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规定了。我也绝不担心卢森堡夫人会让我因某一过失而陷入窘境，而这一过失，如果有的话，也完全是由她一人造成的。再说，我知道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通常总是严惩书商而曲全作者，所以我还不免为那可怜的迪舍纳提心吊胆呢——万一马勒赛尔卜先生把他撇开不管的话。

　　我安安静静地待着。谣言日盛一日，不久就改变调门了。社会大众，特别是议院，似乎看到我还安安静静，就越发恼怒。几天之后，来势就凶得可怕了；威胁改变了对象，直接指到我头上来了。人们听到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烧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至于书商呢，人家提也不提。这种话，简直象果阿宗教裁判官的口吻而不象一个参议员的口吻。当它初次传到我耳朵里来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都是霍尔巴赫派的一种新发明，为的是要权力吓唬我，促使我逃走。我冲着这种幼稚的狡计直发笑，心里一面讥诮他们，一面对自己说，如果他们知道底细的话，他们一定会另找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然而流言最后变得太确凿了，很明显，人家真是要这样干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是第二次到蒙莫朗西来，他们来得特别早，在六月初就到了。虽然我那两部新书在巴黎已经闹得乌烟瘴气，这里却很少有人提起，而这家的两位主人更是闭口不谈。然而，有天早晨我单独跟卢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了舒瓦瑟尔先生的坏话吧？”“我？”我说，惊得向后退了一步，“没有啊，我可以向你发誓；相反，我以一支不妄许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个大臣所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最美的赞扬。”我立刻把那一段文章读给他听。“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没有一句话，”我回答说，“没有一句话与他有关。”“啊！”他带着比平时更多的激动情绪说，“你在那部书里本来不该说到他呀，或者要说就说得明白些！”“我相信是说明白了，”我又补充说，“我相信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他还要说话；我看他正要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可是他又缩回去了，一言不发了。不幸的朝臣伎俩啊，在最仁厚的心里友情也被它压制下去了！

　　这次谈话虽然很短，却使我看清了我的处境，至少是在某一方面；它使我了解到，人家恨的确实是我本人。我只怪那闻所未闻的宿命，它把我说的好话、做的好事都一律变成我的祸根。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勒赛尔卜先生做挡箭牌，也就看不出人家会有什么办法能撇开他们而一直攻击到我本人头上，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清楚感觉到，这已经不是什么公正不公正、法理不法理的问题了，人家是不会劳神去审查我实际上是做得对还是不对的。这时候，隆隆的雷声越响越厉害，就连内奥姆也不免在他那东拉西扯的闲谈中向我表示，他后悔不该牵涉到这部著作里来，并且他似乎认为威胁书和作者的那种命运已经是万难幸免的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使我安心：我看卢森堡夫人还是那么安静，那么高兴，甚至还那么笑呵呵的，一定是她对她所做的事确有把握，才不为我感到丝毫的不安，才不对我说出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话，才能那么冷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就仿佛她根本没有插过手，就仿佛她对我一直毫不关心似的。使我诧异的是她什么话也不对我说，我总觉得她倒该告诉我一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就显得不那么安静了。她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副焦躁的样子，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向我保证说，孔蒂亲王先生也正在大忙特忙，想挡掉人家准备给我的那个打击；她总认为这个打击是当前形势促成的，议院那时有必要不让耶稣会教士骂它不关心宗教。然而她对亲王和她自己的活动，又似乎不抱多大的成功希望。她的历次谈话，使人惊慌的成分多，使人安心的成分少，都是倾向于促我退避的，她还老是劝我到英国去，愿为我在英国介绍很多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休谟。她看我坚持要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便转了一个较能打动我的话头。她让我了解到，如果我被捕，受到审讯，我就会不得不把卢森堡夫人也供出来，而她对我的友谊很值得我不要眼睁睁地把她也株连进去。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尽可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又反驳说，这个决心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于这一点，她说得也对，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人，因为不管说真话可能有多大的危险，我是绝对不会在审判官面前背誓或说谎的。

　　她看她这种想法在我身上起了一点作用，却还不能使我下定决心逃走，便谈起巴士底狱，说把我在那里关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院裁判权的手段，因为议院是管不到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一点也没有反对，只要它不是用我的名义求来的。可是她后来又不再跟我提这件事了，所以我事后判断，她给我出这个主意不过是要试探我一下，人家并不曾愿意采取这个一了百了的不得已办法。

　　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一位德耶的教区神父那里收到一封信，这神父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里有个通知，说是认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议院将极其严厉地对我进行起诉，并注明某日将下令逮捕我。我判断这个通知是霍尔巴赫派制造出来的；我知道议院非常注意手续，在当前这种场合下，不先依司法手续去了解我是否承认这部书，了解我是否真正是这部书的作者，而劈头就下令逮捕，这就违反一切手续了。“只有，”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安的罪行，才能根据一点犯罪的迹象就下令逮捕，因为怕被告人逃脱法网。但是要惩罚我这个理应得到荣誉和受到奖励的行为，总是只对作品起诉而尽可能不找上作者的。”关于这一点，她给我指出了一种很微妙的区别，我现在忘记了，目的是向我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那还是对我的一种优待呢。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告诉我说，那天他到检察长家里去，曾在他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对《爱弥儿》和作者的公诉状的草稿。请注意，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经营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倒处之泰然，反而大发慈悲给作者来这样一个通知。人们可以判断，这种事在我眼里能有几分可信的成分吧！一个书商被检察长先生接见了，竟能安安静静地在这位官员的写字台上读到零散的手稿和底稿，这可是太简单、太自然了！布弗莱夫人和别的许多人也都向我肯定了这件事。听到人们不断在我耳朵里灌进去的那许多荒谬绝伦的话，我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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