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95)_卢梭

九五

　　当我正对人类的种种义务进行哲学探讨的时候，有一件事又来促使我对自己的义务更深地予以思考。戴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我对自己太真诚，由于我的内心太高傲，决不愿拿我的行动来否定我的原则，我便开始检讨我的孩子们的前途以及我和他们母亲的关系。我根据的是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法则，是宗教的法则——这个宗教是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纯粹、神圣和永恒的，而人们却装模作样，说要纯化它，实际上把它反而玷污了。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公式，把它化为一种说空话的宗教，因为订立条规而自己却免除实践的义务，自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不可能办到的事都—一规定出来。

　　我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固然是估计错了，我在这样做时心灵的宁静却是再惊人不过的。如果我是那种天生的坏人，听不到大自然的亲切呼声，内心里从来没有萌发过任何真正的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这种硬心肠倒是极其简单自然的。然而，我的心肠是那样热烈，感情是那样锐敏；我是那样易于钟情，一钟情就受到情感的如此强烈的控制，需要舍弃时又感到这么心碎；我对人类生来就这么亲切，又这么热爱伟大、真、美与正义；我这么痛恨任何类型的邪恶，又这么不能记仇、害人，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有过；我看到一切道德的、豪迈的、可爱的东西又这么心肠发软，受到这么强烈而甘美的感动——所有这一切竟能在同一个灵魂里，跟那种肆意践踏最美好的义务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协调起来吗？不能，我感觉到不能，我大声疾呼地说不能，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让－雅克这一辈子也不曾有一时一刻是一个无情的、无心肠的人，一个失掉天性的父亲。我可能是做错了，却不可能有这样硬的心肠。如果我要陈述理由的话，那就说来话长。既然这些理由曾经能诱惑我，它们也就能诱惑很多别的人，我不愿意让将来可能读到我这本书的青年人再去让自己受到同样错误的蒙蔽。我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我的错误在于当我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几个孩子而把他们交出去由国家教育的时候，当我准备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让他们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所应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成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分子了。从那时起，我内心的悔恨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过去是想错了；但是，我的理智却从没有给予我同样的警告，我还时常感谢上苍保佑了他们，使他们由于这样的处理而免于遭到他们父亲的命运，也免于遭到我万一被迫遗弃他们时便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命运。如果我把他们撇给了埃皮奈夫人或卢森堡夫人——她们后来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慷慨，或出于其他动机，都曾表示愿意抚养他们，他们会不会就幸福些呢？至少，会不会被抚养成为正派人呢？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人家会使他们怨恨他们的父母，也许还会出卖他们的父母：这就万万不如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为好。

　　因此我的第三个孩子又跟头两个一样，被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的两个仍然作了同样的处理：我一共有过五个孩子。这种处理，当时在我看来是太好、太合理、太合法了，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地夸耀自己，完全是为着顾全母亲的面子。但是，凡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人，我都告诉了，我告诉过狄德罗，告诉过格里姆，后来我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往后，我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而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都是毫不免强、坦白直率的，并不是出于无奈。我若想瞒过大家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为人笃实，嘴很紧，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之中，我唯一因利害关系而告知实情的是蒂埃里医生，我那可怜的“姨妈”有一次难产，他曾来为她诊治。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不保守任何秘密，不但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什么事要瞒过我的朋友，也因为实际上我对这件事看不出一点不对的地方。权衡全部利害得失，我觉得我为我的孩子们选择了最好的前途，或者说，我所认为的最好的前途。我过去恨不得，现在还是恨不得自己小时候也受到和他们一样的教养。

　　当我这样吐露衷肠的时候，勒·瓦瑟太太也在吐露衷肠，但不是抱着同样无私的目的。我曾把她们——她和她的女儿——介绍给杜宾夫人，杜宾夫人看我的情面，爱护她们无微不至。母亲就把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杜宾夫人。杜宾夫人是仁慈而慷慨的，而她又没有告诉杜宾夫人我已经如何不顾自己收入微薄而尽力供养她们，所以杜宾夫人又另外予以供应。这种隆情厚谊，女儿受着母亲的指使，在我住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只是到了退隐庐，在好几砍倾谈别的事情之后，她才把实情吐露出来。我那时并不知道杜宾夫人对我们的事了解得这么一清二楚，因为她从来没有向我作过丝毫透露；就是现在，我也还不晓得她的媳妇舍农索夫人是不是也同样知道我们的事，但是她的前房儿媳弗兰格耶夫人是清楚知道的，并且肚子里留不住话。她第二年就跟我谈起了这件事，那时我已经离开她家了，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为这个问题给她写了一封信，稿存函札集。我在这封信里所陈述的理由，都是我能说出而不至累及勒·瓦瑟太太和她家庭的那一部分，而最有决定性的理由倒是来自这一方面的，我却没有说。

　　杜宾夫人的谨慎和舍农索夫人的友谊，我都是信得过的，我同样也信得过弗兰格耶夫人的交情，而且弗兰格耶夫人在我的秘密被哄传出去之前早就去世了。我这个秘密从来只能被我私下告诉过的那些人泄漏出去，而且事实上也只是我跟他们决裂之后才被泄漏出去的。单凭这一事实，人们就可以对他们作出评价：我不想推卸我所应受的谴责，我愿意接受这种谴责，但是不愿接受由于他们的邪恶而发出的谴责。我的罪过是大的，但只是一种错误：我忽视了我的义务，然而害人的念头却不曾钻进我的心头；我对于根本不曾见过的孩子的父爱自然不会强烈。但是，出卖朋友的信任，违背最神圣的许诺，把我们胸中的秘密公开出去，恣意败坏一个受过我们欺骗而在离开我们的时候依然尊重我们的朋友的名誉，这一切就不是过失，而是灵魂的卑污和丑恶了。

　　我曾许愿写我的忏悔录，而不是写我的辩护书；因此，关于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为止吧。说真话在我，说公道话在读者。我向读者永远不提出任何更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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