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3)_昆德拉

三

　　接待处的先生人很客气，比一般旅馆接待人员来得客气。他还记得我们两年前曾来过此地，便告诉我们这里改变了许多。旅馆中辟了一间会议厅，供各种研讨会使用，也修建了一个漂亮的游泳池。我们很想看看游泳池，便穿过朝着花园开了许多扇落地窗的明亮大厅。大厅尽头，沿着宽敞的阶梯往下，可通往铺着磁砖、透明天顶的大游泳池。薇拉提醒：“上一次来，这里是一个开满玫瑰的小花园。”

　　把行李放进房间，我们便到花园里。绿色的草地向河的方向延伸，那是塞纳河。真美，我们陶醉其中，想好好地散个步。走了几分钟后，出现了一条公路，车子呼啸而过低们只好折回。

　　晚餐非常丰盛，大家都穿得很正式，似乎想对过去的时光致敬，餐厅里飘荡着对往昔的怀念。我们旁边坐着一对父母和两个小孩。其中一个小孩高声唱歌。桌旁一个侍者端着盘子倾着身。那位母亲盯着他，希望引出他对小孩的赞美。那孩子很骄傲大家对他的注意，更站上椅子提高音量地唱。他父亲的脸上显出幸福的微笑。

　　上好的波尔多美酒、鸭肉、甜点——该店的拿手菜，我们聊着天，忘却忧虑。饭后，回到房间，我打开电视，又看见许多小孩。这一次，他们的肤色是黑的，而且濒临死亡。我们去城堡的那一阵子，持续好几个礼拜媒体每天报道非洲某国家因内战和饥荒，小孩饿死的情况。那个国家的名字我已忘了（至少是两、三年前的事了，怎么记得住那么多名字呢！）。那些孩童骨瘦如柴，虚弱无力，连挥手赶开爬满脸孔的苍蝇的力量都没有。

　　薇拉问我：“那个国家是不是也有老人饿死呢？”

　　没有，没有，那次饥荒最教人感兴趣的地方，和地球上曾发生过数百万次的饥荒不同的，就是只有孩童受难。就算每天看电视新闻以证实这前所未见的情况，我们在荧幕上也看不见一个成年人受苦。

　　因此，非常正常地，为了对抗老人的这种残酷，并非大人，而是孩童们自动自发地发起了一个著名的运动：“欧洲孩童赈米索马利亚孩童”。对啦，就是索马利亚！这个响亮的口号使我想起了那个忘了的国家名字！啊！那时的一切都已被世人遗忘了，多可惜呀！买了好多的米，成千上万袋的米。家长们受到他们孩子这种全球性的声援所感动，慷慨解囊，各个机构也提供援助；米集中到学校，一直运到港口，装上了驶往非洲的船，所有人都有幸目睹了这场赈米的光荣史诗。

　　在这些奄奄一息的孩童之后，荧幕上立即被一些六岁、八岁的小女孩占满，她们穿戴得像大人，举止像花俏的老太太，喔，多迷人，多感人，又多滑稽，小孩的举动像大人一样，小女孩和小男孩们嘴对嘴地亲吻，之后，一个男人抱着婴儿出现在荧幕上，向我们解释洗净宝宝刚弄脏的衣服的最佳方法，一个女人靠过来，樱唇微启，把性感的舌头伸进抱小孩的男人厚厚的嘴里。

　　“我们睡吧。”薇拉说着把电视关掉了。

　　4

　　法国孩童为帮助非洲小同学奔走，一起让我想起知识份子贝克（Berck）的面孔。那时是他光荣的日子，如同光荣常有的情况，他的光荣是因一个失败而引起的：让我们回想一下：本世纪的八O年代，世界被一种称为爱滋的传染病所袭击，这种病经由性行为传染，最初，尤其在同性恋者间蔓延。为了反对那些将这种传染病视为神的公正惩罚，并像躲瘟般躲开患者的极端人士，宽容的人们向爱滋病患者显示友好，并力图证明与他们交往没有任何危险。因此，杜贝（Duberques）议员和学者贝克在巴黎一家有名的餐厅与一些爱滋病患们共进午餐；午餐的气氛非常好，为了不错失任何示范的良机，杜贝格议员在饭后甜点的时候请来了摄影机。当摄影机一出现在餐厅门口，他起身，走近一名患者，将他从椅子上拉起，亲吻他还满塞着巧克力慕斯的嘴。贝克措手不及。他立刻了解一旦被拍照摄影，杜贝格这伟大的一吻将成为不朽；他站起身，极力思考他是否也该去亲吻一位爱滋病患。在思考的第一阶段，他排除了这个意图，因为他并不完全肯定和患者的嘴接触不会被传染；在下个阶段，他决定克服他的疑虑，判定他亲吻的照片值得冒这个险；但在第三阶段，一个念头阻止了他向阳性反应的嘴奔去：如果他也去亲吻一个患者，并不会使他和杜贝格旗鼓相当，相反地，他将会被贬为模仿者、跟随者、甚至仆人的地位，急于模仿将更增加前者荣耀的光辉。于是他只是站着傻笑。但这几秒钟的迟疑对他而言代价沉重。固为摄影机在场，电视新闻上，整个法国都看见他脸上尴尬的三个阶段并嘲笑不已。为索马利亚收集一袋袋米的孩童即时解了他的围。他把握每个机会向大众发表那个美丽的句子：“只有孩子活在真理之中！”，随后他到非洲去了，并在一个满脸爬满苍蝇，奄奄一息的黑人小女孩旁边让人拍照。这张照片闻名全世界，远超过杜贝格亲吻爱滋病患那张，因为一个垂死的孩子比一个垂死的成人有价值得多，这明显的事实当时杜贝格还不明白。然而，他不觉得自己被打败了，几天后他出现在电视上，虔诚基督教徒的他知道贝克是无神论者，这让他灵机一动，随身带了支蜡烛，这个武器使最不信神的人都得低头；在与记者会晤时，他从口袋中掏出蜡烛点燃，用心恶毒地想揭露贝克光操心不相干的国家，他谈到我们自己国家中可怜的孩童，我们的村镇，我们的城郊，并邀请同胞们作一次穿越巴黎的团结大游行；他指名邀请贝克（带着忍隐性的愉快）和他一起站在队伍前端。贝克必须作出选择：要不就参加游行，像个杜贝格唱诗班小孩似地手持蜡烛，要不就逃之夭夭并接受各方指责。这是一个陷阱，他必须以一个既大胆又出人意料的行动逃脱：他决定立刻飞往一个亚洲国家，那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反抗，并高声呼喊，明确地要求他前去支持被压迫者；糟糕的是，地理向来是他的弱点，对他而言，世界分为法国和所有他总是分不清的非法国的阴暗省份；因此地降落在一个平静得令人发闷的国家，山区里的飞机场又寒冷交通又不便，在那儿待了八天，才等到一班飞机把又饥饿又伤风的他载回巴黎。

　　“贝克是舞者们的烈士。”彭德凡（Pontevin）如此评论。

　　舞者的概念只有彭德凡的一小圈朋友知道。这是他的伟大发明，我们该惋惜他没有将它在任何书中阐述，也没有在国际会议中提及。但他不在乎名声。他的朋友们听他说话时既专心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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