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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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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两年后贝蒂娜返回魏玛,几乎每天见到歌德(他当时已七十五岁),在她的逗留即将结束时,她又作了一次厚颜无耻的献媚表演,为的是能进入卡尔·奥古斯特的王宫。这一回,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歌德大发雷霆。“那只讨厌的牛虻”,dieseleidigeBremse,他写信给大公说:“从我母亲那里飞到我这里,这些年来让人不得安宁。她年轻时就装小卖乖,叽叽喳喳像只黄鹂鸟,现在她又故技重演。殿下如果同意,我将像个严厉的老叔公,教训她从此以后不得造次;否则,她的巴结奉承还将不断骚扰殿下。” 六年以后,她又来到魏玛,但歌德拒不接见。将她比作讨厌的牛虻为他所叙述的故事划上句号。 奇怪。他当初接收纪念碑草图时,曾打算与她和平相处。即使他看见她心里就发毛,但仍想竭尽所能(甚至不借去嗅酒精)与她“友好地”度过一个晚上。他现在又为什么要让这些努力化为乌有呢?他一向小心翼翼,不愿意衣衫不整地辞世奔向不朽,然而他又为什么突然写下那关于讨厌的牛虻的句子?为此,即使到《浮士德》或《少年维特之烦恼》被人遗忘之后,人们还将继续骂他一百年或三百年。 生活从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一概而论。 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来到之前,死亡于我们是那样遥远,乃至我们不以为然。它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这是生命中最初的、最幸福的一段。 可是,当我们突然发现死亡就在眼前,我们再也不能不想它,它与我们形影不离。因为不朽与死亡之密不可分,犹如文学桂冠之于哈代,我们不妨说,不朽与我们也形影不离。我们一旦觉察它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会热切地寻求。为了它,我们穿上特制的盛装,买一条新的领带,担心别人会代为挑选服装领带,不合自己的心意。所以,歌德决定撰写他的回忆录,即著名的《诗与真》,他决定请听命于他的埃克尔曼①(令人奇怪的是日期的巧合:同年,一八二三年,贝蒂娜送给他纪念碑的草图)撰写《歌德谈话录》,此书描绘出的美好形象是在被描绘人仁慈的控制下形成的。 这个人生的第二阶段,即一个人不得不时时注视着死亡的阶段,紧接着又会过渡到下一个阶段,一个时间延续最短、然而又最神秘的阶段,人们对这个阶段了解极少,谈论也极少。体力日渐衰退,人总是感到一种疲劳。疲劳是从生命的此岸通向死亡的彼岸的无声桥梁。在这一阶段,死亡近在咫尺,让人看得心烦。但它仍可以说是无影无踪,无处可寻的,因为太密切、太熟悉的东西就变成这样。 一个体力不支的人看着窗外,只见到树木的顶端,他默默吟叨着这些树木的名字:栗树,杨树,枫树;这些名字与生命本身一样美好。杨树高大挺拔,像运动员将手臂伸向篮天;或像烈焰腾空后凝固不动。杨树,同——杨树。如果把不朽与这个垂暮老人所看见的窗外的杨树相比,那么,所谓不朽只是荒唐可笑的幻影,是空话,是用扑蝴蝶的网套兜风。行将就木的老人对不朽毫无兴趣。 那么,这位体力不支的老人、凭窗凝望一棵白杨的老人,在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坐桌子、跪门坎、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将做什么呢?他将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兴奋,一种生命力的突然冲动,称她为讨厌的牛虻。 我想起歌德写“讨厌的牛虻”几个字那个时刻。我想象着他所经历的快感,我想他会突然意识到,他这辈子从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总以为自己把握着不朽,而这种责任感死死拖住他,使他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害怕离谱,尽管心向往之,而一旦做出越轨离谱之事,他随即就要设法将它抹平,将它置于光明正大的范畴,即他通常认为属于美的范畴。“讨厌的牛虻”这几个字与他的作品、他的生活、乃至与他的不朽都不能榫合。它们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它们只能是一个处于生命的第三阶段的人写下的,因为这时人已不再听命于不朽,不再把它当回事。并非每人都能抵达这最高的境界,然而谁达到了那个境界,谁就知道,惟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 这些想法掠过歌德的脑海,但他随即就忘记了,因为他年老神衰,记忆力极差。 ①埃克尔曼(1792-1854),德国作家,因撰写《歌德谈活录》而著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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