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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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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格雷厄姆答道，“这儿正在举行一个大型招待会。中本大厦今天晚上搞了一个排场很大的落成典礼。你来一下，行吗？” 我说我就来。我给隔壁的阿森西奥太太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在我出去的时候帮我照看一下女儿；能多几块钱花花她是不会反对的。我趁她还没过来之前换了件衬衣，穿上了一套体面的西装。这时候，弗雷德·霍夫曼打来了电话。霍夫曼是闹市区分局的值班警官，个子不高，非常强壮，头发有些灰白。“听着，彼得，我想你在这件事上会需要个帮手。”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 “这次像是桩凶杀案，涉及到几个日本人。可能很棘手。你当联络官有多久了？” “大约有6个月了。”我回答道。 “我要是你，就找个有经验的帮手。找找康纳，让他和你一起去。” “谁？” “约翰·康纳。听说过他没有？” “听说过。”我回答说。康纳在分局里大名鼎鼎，是个传奇式人物，是特勤处最见多识广的警官。“他不是退休了吗？” “他只是在无限期休假，不过仍然办一些涉及日本人的案子。我觉得他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告诉你怎么办。我替你给他打电话。你只要把车开去接他一下。”霍夫曼把康纳的地址告诉了我。 “好了。谢谢啦！” “还有件事。这个案子要使用地面通讯，明白吧，彼得？” “明白，”我随口答道，“谁要求的？” “这样稳妥些。” “就照你说的办，弗雷德。” 所谓地面通讯是指不使用无线电，这样，那些监听警方无线电通话频率的新闻界就不可能听到我们的通话。每次伊丽莎白·泰勒上医院，我们都使用地面通讯。有时，某个知名人士十多岁的儿子在车祸中死于非命，我们也使用地面通讯，为的是在电视台的记者上门采访之前先把消息通知死者的父母。地面通讯常用来处理这类事情。不过，还从未听说过任何杀人案也采用这种处理方法的。 在驱车前往闹市区途中，我没有使用车上的电话，而是在听无线电广播。有一则消息报导说一名3岁男孩被子弹击中，造成腰椎以下瘫痪。这孩子是一场抢劫案的旁观者，被一颗流弹打中脊椎…… 我把收音机调到另一个台，它正在播出谈话节目。我已经可以看见闹市区的摩天大厦在朦朦夜色中的闪烁灯光了。我在圣佩德罗拐下高速公路，朝康纳的住处开去。 我知道约翰·康纳在日本曾呆过一段时间，学习了日本语和日本文化。60年代，他一度是局里唯一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警官，而当时，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矶地区的日本人最多。 当然，现在局里能说日语的警官已有80余人——而且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正在学习。康纳几年前就退了休。但凡跟康纳一起共过事的联络官都认为他是最棒的。据说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几个钟头就能办完一桩案子。他办事干练，在盘查询问方面是个能手，能从证人那里了解到别人了解不到的情况。但是联络官们主要还是赞扬他办案时不偏不倚，秉公办事。有人曾跟我说过：“跟日本人打交道就像走钢丝，早晚总要从钢丝的这一侧或那一侧掉下来。有的人会认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会出差错的。也有的则会认为他们都是邪种坏蛋。而康纳却总能保持平衡，冷静地格守中庸。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约翰·康纳住在离第七大街不远的工业区，在柴油机货车仓库旁的一座砖砌大库房里。库里的运货电梯已经坏了，我从楼梯爬上三楼，敲了敲他的门。 “门是开着的。”里面一个声音应道。 我走进一套小公寓。起居室十分简洁，是按日本式样布置的：铺着草席的地面、推拉式的门和木板墙壁，一帧书法横幅、一张黑漆桌子，还有一只花瓶，插着一束白色的兰花。 我看见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男人的低跟镂花牛皮鞋，另一双是女人的高跟鞋。 我喊了一声：“康纳上尉在家吗？” “请稍等一下。” 一扇拉门打开后，康纳走了出来。他个子高得吓人，也许有1.90米，远远超过6英尺。他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轻的日本式蓝布浴袍。我估计他有55岁。他两肩很宽、有些歇顶，嘴唇上方的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瘦削的面庞上长着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他的嗓音深沉，举止沉着。 “晚上好，中尉。” 我们握了握手。康纳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点点头说：“不错，很有点气派。” “我过去常跟新闻界打交道，”我说道，“很难说什么时候你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照相机。” 他点点头：“而现在你是值班的特勤警官了？” “是的。” “干联络官多长时间啦？” “6个月。” “会说日语吗？” “会几句，现在正在学。” “给我几分钟换衣服。”他转身消失在拉门后面。“是件杀人案吗？” “是的。” “谁通知你的？” “汤姆·格雷厄姆。他是负责犯罪现场的警官。他说那些日本人坚持要联络官到场。” “噢。”他顿了一下。我听见水流的哗哗声。“这种要求常见吗？” “不常见。实际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呢。一般情况下，警官们找联络官是因为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困难。我从没听说过由日本人要求联络官到场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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