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状态(12)_迈克尔·克莱顿

一二

　　埃文斯做完记录，说，“这是温哥华那家银行的经理告诉你的？”

　　“是的。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的。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因为这其中包含着很多信息。”埃文斯说。他对加拿大银行的规定一无所知，就更谈不上哥斯达黎加的了。但他认为莫顿所描述的银行间会自由地交换信息这一点不太可能。即使温哥华的那个经理所言不虚，那他也没有说出全部实情。埃文斯做了一个继续调查的记号。“你知道那个握有你二十五万美元支票的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吗？”

　　莫顿摇摇头：“从来没有听说过。”

　　“所以你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二十五万美元。”

　　莫顿摇摇头：“我把我上星期做的事情告诉你吧，”他说。“我给了尼古拉所·德雷克二十五万美元，以弥补他那个月经费上的不足。他告诉我，西雅图的一个主要赞助商出了问题，一个星期过去了，赞助还没有到。德雷克以前也要我帮过他一两次。”

　　“你认为这笔钱最终去了温哥华？”

　　莫顿点点头。

　　“你最好问问德雷克。”埃文斯说。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德雷克说，一副神神秘秘的样子，“哥斯达黎加？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我的天啊，我无法想像。”

　　埃文斯说：“你知道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吗？”

　　“知道，”德雷克说道。“他们很优秀。我们密切合作完成了一系列工程——沼泽地工程、尼洛尔的虎丘工程、苏门答腊岛的多巴湖保护区。我能想到的惟一一件事情是，乔治的支票不知怎么错误地存入了另一个账户。要不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么回事。我必须给办公室打个电话。但加利福尼亚现在已经很晚了。只好等到明天早晨再说了。”

　　莫顿盯着德雷克，一言不发。

　　“乔治，”德雷克说，随即转向他，“我相信这一定会使你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即使这真的是一个错误——我几乎可以肯定是这样——那这也是一笔处理不当的巨款。我觉得非常可怕。但错误已经发生了。特别是你像我们一样雇了那么多不付报酬的志愿人员。但你和我是多年的好友。我想让你知道，我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当然，我会负责立刻找回这些钱。我向你保证，乔治。”

　　“谢谢。”莫顿说。

　　所有的人都上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

　　越野车在贫瘠的平原上颠簸前行。“他妈的，那些冰岛人顽固不化。”德雷克盯着窗外说道，“他们也许是世界上最固执的人了。”

　　“他从来就没有明白过你的意思？”埃文斯说。

　　“是的。”德雷克说。“我无法让他明白，科学家再也不能那样高傲了。他们不能说，‘我只关心研究，不关心研究出来的东西被如何使用。’这种说法已不合时宜，是不负责任的，即使在看似模糊不清的冰川地质领域，这样说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处在一场战争之中——一场信息与反信息的全球战争之中。这场战争有许多战场。报纸、电视、科学杂志、网页、会议、教室——甚至法庭，都是战场。”德雷克摇了摇头，“真理在我们这一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财力上，我们都占优势。如今，环保是大卫挑战歌利亚，歌利亚就是安万特制药和阿尔卡特通讯，哈门那医疗电子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拜尔，壳牌和葛兰素威康——它们是全球性的大公司。这些公司是我们这颗行星的死敌，而佩尔·埃纳森跑到他的冰川上不负责任地说什么没有战争。”

　　彼得·埃文斯坐在德雷克身边，同情地点点头。虽然，事实上，德雷克说的很多话他都不敢苟同。这位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头头是个有名的夸大不实的人。德雷克有意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他名下的几家公司每年都向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大量捐款，公司的三个老总实际上都是德雷克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虽然这些公司参与进来的原因颇有争议，但现在的许多环保组织都是如此。

　　“嗯，”莫顿说，“也许佩尔以后会重新考虑的。”

　　“我表示怀疑，”德雷克郁郁地说道，“他生气了。我很抱歉，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我们要坚持下去，迎着困难干下去，打一场漂亮的战争。”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

　　“他妈的那些女孩子真漂亮，”莫顿说，“不是吗，彼得？”

　　“是，”埃文斯说，“很漂亮。”

　　埃文斯知道莫顿是想活跃车里的气氛。但德雷克宁愿不要这样的气氛。这位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头头愁眉苦脸地盯着单调的风景，对着远处的雪山悲哀地摇了摇头。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埃文斯与德雷克和莫顿旅行了许多次。通常，莫顿都能使他周围的人变得兴高采烈起来，包括阴沉烦躁的德雷克。

　　但最近德雷克变得前所未有的悲观。埃文斯第一次注意到这点是在几周前，他当时想德雷克家里是不是有人生病了，或者碰上了什么烦心的事情。但似乎不是。至少，人们什么也没有议论。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常常热闹非凡；他们搬进了贝弗利山一栋漂亮的新大楼里。集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正规划着各种场面的广告、新项目和研讨会，包括两个月后就要召开的“气候突变会议”。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或者，因为这些成功——德雷克似乎比从前更加痛苦。

　　莫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他是个律师，”他说，“你能指望些什么？算了吧。”

　　他们到达雷克雅未克时，阳光明媚的天气变得潮湿寒冷。凯夫拉维克机场正在下冰雹，他们不得不等着白色的“湾流”喷气机机翼上的冰雹融化。

　　此时正值美国的午夜，埃文斯溜到飞机棚的一角，给香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他讲了发生在温哥华的那件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方紧接着这样回答，“没有银行会泄露这样的信息，即使给另一家银行也不会。在这个系统中的某个地方，有一个STR。”

　　“STR？”

　　“就是可疑转账报告。如果一笔钱被怀疑用于贩毒或者恐怖活动，这个账户就会被做上标记。从那时开始，账户被跟踪。跟踪电子转账有几种方式，即使经过严密加密也不例外。但银行经理不可能知道。”

　　“不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要看跟踪报告你需要国际执法信任状。”

　　“所以这位银行经理不能独自完成这一切？”

　　“恐怕是这样。这里面还有内幕，应该是警察之类的，是你还不知道的一些人。”

　　“比如海关关员或者国际警察组织？”

　　“诸如此类吧。”

　　“他们为什么会通知我的当事人？”

　　“我不知道。但这不是一个意外事件。你的当事人有没有激进倾向？”

　　一想到莫顿，埃文斯就想笑：“绝对没有。”

　　“你肯定吗，彼得？”

　　“啊，是的……”

　　“因为，有时候，这些腰缠万贯的捐资人通过支持恐怖组织解闷或者证明自己有理。爱尔兰共和军就是这样的。波士顿的富人们几十年来都在支持恐怖组织。但时过境迁，他们不再是为了消遣。你的当事人应该小心才是。如果你是他的代理律师，你也应该小心。我不想去监狱看你，彼得。”

　　电话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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