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60)_卡夫卡

六十

　　即使爸爸碰巧遇上了一位负责官员，他没有必要的文件，又能处理什么问题呢，也决不能在大路上处理啊；他不能赦免什么，他只能公事公办，干脆把它交给有关部门去处理，这对爸爸来说，早已完全失败啦。爸爸想到坚持这样一个主意，他该落进一个多么尴尬的境地啊！要是连这样的做法也能有一丝取得成功的希望的话，那么，那条路上就会塞满请求的人了；可是因为连三岁孩子也明白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这条路上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可是也许就连这一点也支持了爸爸的希望，他从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一些东西来支持他的希望。他迫切需要这种能支持他的希望的东西，对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来说，根本不会有这样离奇的想法，只要从表面的迹象看一下，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官员们下乡来或者回城堡去，都不是为了玩儿，而是因为村子里或者城堡里有事等着他们去办，所以他们来去匆匆。望着车窗外面寻找请愿人，对于他们来说，多半是没有这回事的，因为车厢里塞满了文件，他们在路上还得批阅文件哩。”

　　“可是，”K说，“我在一位官员的雪橇里看过，车厢里没有什么文件，”奥尔珈讲的故事，给他打开了这样一个巨大而几乎教人无法相信的天地，使得他忍不住想把自己那些微小的经验跟它联系在一起，同样也为了说服自己相信这个故事跟自己的经验一样真实。

　　“这是可能的，”奥尔珈说，“可是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更不利，因为这说明那位官员的公务是多么重要，他的文件大珍贵了，也太多了，所以不能随身携带，那些官员一定都是马不停蹄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谁也不可能腾出时间来接见爸爸。况且，到城堡去的大路有好几条呢。有时大家走惯了这一条路，许多马车就都打这儿过，一会儿又喜欢走另外一条，各式各样的车辆又乱哄哄地在那儿来往奔驰。究竟怎样去掌握路线的变化规律，人们从来都不知道。早上八点钟，车辆可能都在另一条路上，十分钟以后也许就转到第三条路，半个钟头以后又可能回到第一条路上去了，此后一整天它们可能就一直走这条路，可是每一分钟都有变换的可能。

　　当然，这些大路都是在村边会合的，那时所有的车辆都像发疯似地你追我赶，等渐渐逼近城堡的时候，速度就不那么快了。车辆来往的数量也多寡不同，数量的悬殊就跟道路的选择一样不可理解。常常一连几天看不见一辆马车，而在其他的日子里又往往拥挤不堪。现在就请你根据这些情况再想想爸爸吧。他穿了一套最好的衣服，不久这就成了他惟一的一套衣服了，每天早晨，他带着我们良好的祝愿从家里出去。他把救火会的小徽章带在身边（其实他已经没有资格佩带这枚徽章了），一走出村子就把它别在上衣上，因为在村子里他怕给人看见，尽管徽章小得两步以外就几乎看不见，可是爸爸却坚决认为正是这枚徽章才能吸引过往官员的注意。距离城堡入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菜园市场，业主名叫波尔图赫，他的蔬菜专门供应城堡，爸爸就守在菜园围篱下面的一块狭长的石条上。

　　波尔图赫并不反对，因为他跟爸爸一向感情很好，也是爸爸最忠实的一个顾客——你知道，他有一只脚是破的，他认为只有爸爸做的靴子才适合他那只跛脚。唔，爸爸就一天又一天地坐在那儿，那是一个常有暴风雨的潮湿的秋天，可是天气是好是坏他根本不在乎。每天早晨到了规定时间，他便一面把手搭在门栓上，一面跟我们挥手告别，傍晚又浑身湿淋淋地回到家里来，背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更驼了，一回到家就倒在屋子的角落里。开头他还经常告诉我们，他在这一天遭遇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经历，像波尔图赫怎样出于同情和往日的交情，从围篱那边给他扔过来一条毯子啦，或者从一辆马车里他认出了这个和那个官员啦，或者这个和那个车夫又认出了他，开玩笑地用马鞭在他身上轻轻打了一下啦。

　　可是后来他不再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了，显然他放弃了打算在那儿得到什么收获的希望了，他只是把它看作是他的责任，一件枯燥无味的差事，才跑到那儿去呆上一整天的。他的风湿痛就是打那时候开始的，冬天到了，很早就下着雪，我们这儿冬天开始得很早；呶，他就这样坐在那儿，有时坐在湿漉漉的石头上，有时就坐在雪地里。

　　晚上他疼得直哼哼，到了早晨，他好多次拿不定主意到底去还是不去，可总还是克服了厌倦的心情出门去了。妈妈守着他不让他去，他也显然担心自己的手脚不听使唤，所以答应她陪他一起去，这样，妈妈也患上风湿痛了。我们常常跑到他们那儿，给他们带吃食去，或者只是去看看他们，或者劝他们回家；我们常常看见他们蜷在一起，坐在他们那个狭小的坐位上相互偎依着，在一条薄薄的和盖不周全的毯子下面缩成一团，周围除了一片灰蒙蒙的白雪和雾气以外，什么也没有，有时一连几天，远近看不见一个人影儿或是一辆马车；就是这么一幅景象，K，这么一幅景象真够瞧的！直等到一天早晨，爸爸那双直僵僵的腿怎样也下不了床了，我们谁都没法安慰他，他迷迷糊糊地觉得，就在这当儿，他看见一个官员在波尔图赫家附近停下马车，沿着围篱在到处找他，接着摇了一摇头，怒气冲冲地爬进了马车。

　　对这番情景，爸爸大声尖叫了起来，他这一声高喊似乎是要让那位官员在远处听见他的声音，以便向官员解释他是万不得已才缺席的。从此，他就长期缺席了，再没有回到那儿去，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起床。阿玛丽亚便把喂食、看护和治疗的责任都担负起来，凡是他所需要的事情她都干，除了偶尔中断过几次以外，她一直干到今天。她懂得怎样去采集给他解痛的药草，她几乎可以不需要睡觉，她从来不会惊惶失措，也从不害怕或烦躁，为着两位老人家，她什么事情都干；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一筹莫展、心里不安地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她还是镇静自若，不动声色。当最险恶的处境过去了，爸爸在我们扶持之下，又能小心翼翼地挣扎着起床了，这时候，阿玛丽亚就重新退到幕后去，把他交给我们来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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