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58)_卡夫卡

五十八

　　“这教我怎么解释呢？”奥尔珈说。“那时我们并不害怕将来会怎么样，在当时我们就已经在受折磨了，实际上就是在受惩罚了。村子里的人在等着我们再上他们那儿去，等爸爸的作场重新开张，等阿玛丽亚——她能做上等人家穿的最漂亮的衣服——重新上他们那儿去承接定货，他们对自己被迫干的那些事感到抱歉；一家平素受人尊敬的人家突然退出社会活动，这是每一个人的损失，所以他们同我们断绝来往的时候，他们认为只是尽自己的责任罢了，换了我们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们也得这样办。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只晓得那个信使抓了一把碎纸片回到了赫伦霍夫旅馆。

　　弗丽达看见他跑出去，后来又看见他跑回来，她跟他谈了几句话，因此她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到处传播开了。但是这丝毫不是出于她对我们的敌意，而只是出于一个处在同样地位的人的一种责任感。正像我所说的，要是这一切能获得圆满的结局，人人都会感到高兴。如果我们突然公开宣布说什么事情都解决了，这件事不过是一个误会，这个误会现在已经完全消除了，或者说冒犯信使的事确实是事出有因，但是现在已经作了补救，或者其他等等——就是这样的话也会使人们感到满意，——或者说通过我们在城堡里的影响，这件事已经一笔勾销了，那么，我们毫无疑问会重新受到人们热情的接待，会受到多少亲吻和祝贺，这样的事我已经在别人身上看到过一两回了。

　　甚至并不需要说这么多，假使我们跑出去公开露露面，假使我们同亲戚朋友重新来往，绝口不谈那封信的事，这就已经足够了，他们也会乐于避免旧事重提；他们不得不躲避我们，不仅是由于害怕，也因为提起了这个话题就使人难堪，只是想别再听到这件事，谈到这件事，想到这件事，别再为这件事而受到牵连。弗丽达宣扬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警告大家，让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出事了，大家应该小心别牵连进去。大家禁忌的不是我们这一家人，而是这一件事，我们这一家人不过跟这一件事有关罢了。

　　所以，要是我们静静地重新走向前去，让过去的事情就此过去，并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示事情已经结束，不管是怎样结束的，向大家保证这件事大概不会再提起了，不管当初这件事是怎样的性质，这样，一切也就平安无事了，我们也就会跟以前一样从四面八方找到朋友，即使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人们也会谅解并且会帮助我们把它完全忘掉。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我们在家里坐着。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在期待什么来着，可能是在期待阿玛丽亚作出一个什么决定来，因为就在那天早晨她成了一家之主，到现在她仍旧保持了这个地位。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计划，也没有命令或者要求我们什么，她仅仅是用沉默来领导我们。

　　我们这些人自然是议论纷纷，从早到晚总是悄声低语谈论着，有时爸爸心里突然会惊慌起来，叫我到他那儿去，我就得在他的床沿守上半夜。或者，我跟巴纳巴斯两个人往往就蹑手蹑脚地一起溜走，巴纳巴斯起先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此他总是热切地要我解释给他听，总是这样，因为他深知跟他一般年纪的小伙子所指望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年月，他现在是绝对得不到了，所以我们俩常常头挨着头，K，就像现在咱们俩一样，谈啊谈的，忘记了已是黑夜，也忘记了早晨已经重新来临。

　　我们的妈妈是我们中间最衰弱的一个，可能是因为她不仅要忍受我们共同的苦难，而且还要分担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的苦难，所以，我们看见她变得那么厉害，都吓住了，按照我们的猜想，这种变化是在等待我们大家。她喜欢坐在一张沙发的角落里，那张沙发我们早已出让了，如今正在勃伦斯威克家的起居间里放着，那时她坐在那儿——我们说不上她到底是什么毛病，——常常不是打瞌睡便是长时间地自言自语，我们是根据她的嘴唇的翕动猜测的。自然我们老是谈那封信，老是翻来复去地谈着我们知道的内容和不知道的潜在涵义，老是互相争先恐后地想着各种挽回命运的计划；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毫无稗益，我们只是在原来想逃避的困境中越陷越深。那些异想天开的主意，不管是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又有什么用处呢？没有阿玛丽亚参加，什么计划都无法实施，一切计划都是假定的，一碰到阿玛丽亚就立刻给挡住了，因此毫无用处，而且即使向阿玛丽亚提出了这些主意，得到的结果也只是沉默。

　　唔，说起来我很高兴，我对阿玛丽亚现在比那时了解得多了。她得忍受比我们大家更多的折磨，她是怎样忍受住这么多折磨而且仍旧活下来的，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妈妈也许不得不忍受我们所有的灾难，但这是因为这些灾难全都倾注在她身上的缘故；而且她也没有坚持多久；没有一个人能说她今天还继续在受灾受难，甚至在那时候她的神志就开始不清了。可是阿玛丽亚不仅忍受着痛苦，她还具有那种理解力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受的痛苦，我们只看到事情的结果，她却知道事情的原因，我们还希望减轻一丁点儿痛苦或其他什么的，她却知道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们还得低声细语，而她只消沉默。她那时候跟现在一样，面对事实，继续生活，忍受痛苦。在我们困难的时期里，我们的日子比她好过得多。当然，我们不得不搬出我们原来住的房子。

　　勃伦斯威克住了进去，我们住进了这所茅屋，我们把家具用一辆手车报了好几趟，巴纳巴斯跟我在前面拉，爸爸跟阿玛丽亚在后面推，妈妈坐在这儿的一只箱子上，因为我们先把她送到这儿来，那时她一直在抽抽搭搭地哭泣。然而我记得，甚至在我来回奔波搬着东西的时候——人们也同样感到难过，因为我们常常碰见收割庄稼的马车，人们一看到我们就变得沉默起来，把他们的脸转过去，——即使在我们搬家的路上，巴纳巴斯和我也没有停止讨论我们的灾难和计划，因此我们常常在半路上停下，总得让爸爸在后面‘喂’的一声吆喝才惊醒过来。但是这些谈论并没有使我们搬家以后的生活有所改观，倒是渐渐感到贫困桔据了。我们的亲友不再给我们送东西了，我们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就在那个时候，人们才第一次开始用那种你现在所能看到的态度鄙视我们。

　　他们看到我们没有力量摆脱加在我们身上的诽谤，因此，他们恼怒起来了。他们并不低估我们存在的困难，尽管他们不确切知道那是些什么困难，他们知道，要是他们自己对付那些困难，他们也不会比我们高明多少，但是这一点只是更加促使他们感到需要跟我们划清界线——要是我们胜利了，他们就会跟着尊敬我们，但是既然我们失败了，他们就把过去采取的临时措施变为最后的决定，于是永远割断了我们跟社会公众的来往。这样，我们就为人们所不齿了，从此我们的名字就不再被人提起，如果他们不得不提起我们，他们就管我们叫巴纳巴斯家的人，因为他是罪愆最轻的一个；甚至连我们这所茅屋也沾上了邪恶的名声，如果你是诚实的话，你自己也会承认，你第一次踏进这所茅屋的时候，你也一定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后来，当人们偶尔重新来看望我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对一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嗤之以鼻，比如说，对那盏挂在桌子上面的小油灯。这盏小油灯如果不挂在桌子上面，该挂在哪儿呢？可是他们看了受不了。但要是我们把灯挂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还是要讨嫌的。不论我们干什么，不论我们有什么，那都是教人瞧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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