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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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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传信，由于这条传递链非常复杂，我们既不知道谁是寄信人，也不知道谁是收信人。我们不过是这根链子里的几个环节。往往都是在什么地方，不知怎么一来，一个犯人就把一封信塞到了我手里，告诉我把它交给另一个传信人。这一切方便，以后都是要报偿的，等到我直接跟当事人传信的时候，我就会从他那儿得到我的报酬。整个监狱里都布满了这种交通网。而我们这些控制联络系统的人，因为都是模仿资本主义社会，也就很自然地，要从我们的主顾那儿勒索重税。尽管有时候，我们不过是爱管闲事，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可以得到重利的差事。 我在全部坐牢的时间里，一直跟同住的伙伴把关系搞得很好。他替我出了不少力，反过来，他也希望我同样地为他出力。等到我们出了狱，我们还要一道走走，因此，不用说，也要一道干干“买卖”，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个匪徒——不过，算不上头等角色，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匪徒，会偷会抢，会穿墙越户，如果给逼急了，还会不顾一切杀人。我们常常坐在一起，悄悄地谈上个把钟头。他觉得在最近的将来，有两三笔买卖可以试试，并且替我安排好了我在这两三笔买卖里该做些什么，而我也帮着他一起制订详细的计划。我跟这种匪徒相处过多次，也见识过很多，因此，我的朋友从来也没有想到我只是在骗他，而且连续对他说了三十天鬼话。他觉得我真正是块材料，因为我不笨，很喜欢我，同时，我觉得，他对我还有点好感。当然，我一点也没有跟他去过那种卑劣下流、偷偷摸摸的生活的意思；不过，如果就此丢掉那一切靠他的交情得来的好处，那我也得算是个傻瓜。一个人要是落到了地狱里的火山熔岩上，他就不能挑选自己的道路，而我在伊雷县监狱里的情形，也正是这样。我只好跟这种“亡命徒”混在一块，不然的话，我就得去干苦工，吃面包和水；而为了跟这种亡命徒混在一块，我就得好好对付我这个朋友。 监狱里的生活倒也不单调。每天都要出点什么事：那些犯人常常会发神经、发疯，或者打架，而那些当差又会喝得大醉。其中一个普通的当差，名叫浪荡杰克，是我们的“酒星”。他是一个真正的“行家”，一个“泡在酒里”的醉鬼，而且就这样从总当差那儿得到了各种自由。二头儿匹兹堡·玖，也经常跟浪荡杰克一块闹酒，大伙一谈起这一对，都说只有在伊雷县监狱，一个人才可以“喝过头”而不被抓起来。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搞明白，据说，他们喝的是麻醉药，这是他们耍鬼把戏从药房里弄来的溴化钾。不过，我可知道，不管他们喝的是什么麻醉药，有时，他们的确会喝得大醉。 我们的大厅是一个大杂烩，充满了社会上的垃圾废物——有先天的低能儿、堕落的败类、残废、疯子、白痴、癫痫病人、畸形的怪物以及神经衰弱的家伙，总之，全是些噩梦里的人物。因此，在我们这儿，发神经病的事很流行。这种精神病好像还会传染。每逢有人开了头，其他的常会跟着发作。我曾经看到七个人同时神经发作，弄得空气中充满了他们的惨叫，此外，还有六七个疯了也同时大吵大闹，不断地胡说八道。这儿的人除了往他们身上泼冷水以外，从来没有给他们一点治疗。即使想去请个医务见习或者医生也是白费劲，他们都不肯为这种常常发生的小事来操心烦神。 其中有一个荷兰小伙子，大约十八岁，最容易发毛病。他每天都要来一阵。因此，我们就把他安置在底层的一个角落里，跟我们住在一排。看守因为他在监狱的院子里闹了几回，不愿意再为他麻烦，就把他整天关在牢房里，让一个同牢的伦敦佬陪着他。不过，这并不是因为那个伦敦佬有什么用处。每逢这个荷兰小伙子发作起来，那个伦敦佬就吓得浑身瘫软。 这个荷兰小伙子连一句英文也不会说。他是个庄稼人的孩子，因为跟什么人打架，给判了九十天徒刑。他发作起来的时候总是要先嚎一阵，跟狼嗥一样。同时，他又是站着发毛病，这对他很不利，因为他总是发作得厉害起来，就会一头栽倒在地上。我一听到这种拖长调子的狼嗥，通常都要抓起一把扫帚，跑到他的牢房那儿。可是，杂役不可以拿钥匙开牢，我走不进去。他常常站在他那间窄窄的牢房中央，抽搐地发抖，眼睛向上翻，一直翻到只看见眼白，然后像孤鬼一样惨嚎。我虽然尽量想法子，也始终没有劝得那个伦敦佬肯去扶他一把。每逢他站在那儿嚎起来，那个伦教佬总是缩在上铺里，一面发抖，一面用吓得要死的眼光，紧紧盯着小伙子那种可怕的样子和他的往上翻的眼睛，听他在那儿一再地惨嚎。这种情形对那个可怜的伦敦佬，的确也很难熬。他自己的头脑本来就不大健全，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给逼疯。 我所能办到的一切，最多不过利用那把扫帚。我可以把它塞进铁栏杆，抵住荷兰人的胸脯，在那儿等着。每逢他快要发作到极点的时候，他常常会开始前后晃荡。我可以随着他的晃荡，用扫帚来拦着他，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许会很可怕地向前一栽。到了他真向前栽的时候，我可以用扫帚挡住他，让他栽得轻一点。不过，尽管我这样做，他还是一直摔得不轻，他的脸还是会经常在石头地面上摔破。一旦他栽到地上，抽搐地扭动起来，我就会往他身上泼一桶水。我不知道冷水究竟适宜不适宜，不过这是伊雷县监狱里的成规。从来没有谁对他用过别的办法。他反正躺在耶儿，湿淋淋地，过上一个多钟头，就会又爬到他的铺上去。我知道，最好不要跑去找看守帮忙，本来嘛，一个疯病发作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隔壁的牢房里住着一个古怪的人——一个因为在巴尔纳姆马戏班的剩菜桶里捞东西吃给判了六十天的人，至少，照他自己说的就是这样。他是个脑子被折磨得很惨的家伙，不过，起初他倒也很安稳、很和气。他犯案的事实的确跟他说的一样。当时，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马戏场，因为饿了，就到剩菜桶里捞了点马戏演员不要的面包剩菜。他常常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那真是呱呱叫的面包，不过，就是看不见肉。”后来，一个警察当场看见了他，把他逮住，于是他到了这儿。 有一次，我拿着一根细的硬铁丝，从他的牢房旁边走过。他向我讨得很急，我只好把铁丝从铁栏杆当中递给他。他马上不用工具，单凭指头，把它折成好几小段，然后把它们弯成了半打挺合用的安全别针。他是利用石头地面把针头磨尖的。从此以后，我就做了一阵别针的生意。我供给他原料及贩卖成品，实际的制作工作全由他来干。作为工资，我经常多给他几份面包，有时，还偶尔给他一块肉，或者一根有骨髓的烧过汤的骨头。 不过，坐牢还是对他发生影响，他的性情变得一天比一天暴躁了。那些当差都喜欢逗弄他。他们让他的脆弱头脑，充满了他会继承一大笔遗产的念头。他们说，他所以会给逮住，关进监牢，是因为有人要抢走他的财产。当然，他自己也明白，没有哪一条法律禁止人从桶里捞东西吃。因此，他是给冤枉关起来的。这是一个剥夺他的财产的阴谋。 起初，我是因为听到那些当差都在哈哈大笑地谈论他们逗他的经过，才知道了这件事。接着，他就跟我一本正经地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起他的百万家当，以及那个要剥夺他的财产的阴谋，并且委派我做他的侦探。我想尽办法，来慢慢打消他这种念头，我隐约地对他谈到这是一个误会，那个合法继承人是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家伙。我劝得他完全清醒了才走开；不过，我没有办法让那些当差不再麻烦他，而他们偏偏逗得比以前还要厉害。最后，经过了一场非常剧烈的争论。他跟我闹翻了，撤消了我的私人侦探的资格，开始罢工。我的别针买卖完蛋了。他再也不肯做别针了，每逢我从他的牢房旁边走过，他还会拿别针原料隔着铁栏杆来打我。 我一直没有办法跟他讲和。其他的当差，全对他说我是那些阴谋家雇用的侦探。这样，逗来逗去，他们终于用那套鬼话把他逼疯了，这个无中生有的阴谋一直在折磨他的头脑，他终于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要杀人的疯子。看守都不要听他那些给人偷走几百万财产的话，于是他又指责他们也参加了这种阴谋。有一天，他把一罐热茶泼在一个看守身上。他们马上调查了一下他的案情。看守长在牢房的铁栏杆外面跟他谈了几分钟。后来，他们就把他弄走，交给医生去检查。他一直没有回来，我常常怀疑他是不是死了，还是给送到了什么疯人院里，仍然在那儿胡言乱语地讲他的百万家当。 最后，总算到了我刑满释放的那天。三头儿也是在这一天被释放的。我替他搞到手的那个坐过短期牢的姑娘，正在监狱的墙外面等他。他们快快活活地一道走开了。我跟我的同住的伙伴也一道走了出去，接着又一道走到了巴法罗。我们不是要永远待在一起吗？那一天，我们在大街上一块讨小钱，把讨来的钱全用来买“一吓泼一吓泼”的啤酒——我不知道这个字眼该怎么写，不过照字音拼来就是我写的这个样子，只要三分钱就可以买到“一吓泼”。我一直在等机会溜走。我从街上的一个流浪汉口里，设法打听到了一列货车开出去的时间。于是我就计算好了时间。时间到了，我跟我的同住的伙伴正在一个酒吧间里。我们面前摆着两大杯冒白沫的啤酒。我本来想说声再会的。他一直对我很好。可是我不敢。我溜出酒吧间的后门，立刻跳过了篱笆。我溜得很快，几分钟之后，我已经登上一列货车，在西纽约到宾夕法尼亚的铁路上，一直奔向南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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