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生还者(20)_迪恩·孔茨

二〇

　　乔的胃在翻搅，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他实在没把握能稳稳地开车，可是他又不希望那女人认为他在埋伏等她。于是发动车子，离开这里。

　　打开车内的空调，将冷风对着脸吹。他用力的呼吸，好象肺被压扁了，正用全力将它恢复原状。他所呼吸的空气，在体内似乎非常沉重，像是滚烫的液体。

　　这也是他在“关怀与同情”那个团体里学到的：“对大多数失去孩子的人来说，痛苦有时是肉体上的，会使人不省人事。”他半趴在方向盘上，像得了哮喘症似的，边喘着气边开车。

　　他想起自己曾发过的毒誓，要毁掉所有那些需对班机坠毁负责的人。想到自己的愚昧，乔发出一阵苦笑。笑自己像个复仇机器，空有躯壳，伤害不了任何人。

　　如果他了解七四七事件的真正内幕，如果他发现真有阴谋存在，而且他也知道谁该为这些事负责的话，那么在他能与他们抗衡之前，早就已被这些预谋者做掉了。他们的势力那么庞大，他根本没机会将他们绳之以法。

　　但他似乎仍得一试，既然事情发展至此，也许早已由不得他选择。“寻觅的行为”是驱使他的动力。

　　在购物中心，乔买了畲洗用具，又买了一只皮箱，两条蓝色牛仔裤，一件灰色运动夹克、内衣裤、运动衫、运动袜及一双耐克运动鞋。他取了所要的尺码，未经试穿，拿了就走。

　　离开购物中心之后，乔在马里市找了一家汽车旅馆，刮胡子，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七点三十分，驱车来到卡尔佛市，樊汤姆的遗孀住在那里。樊汤姆是三五三班机上罹难乘客中的一员，邮报曾特别报导过他的太太罗拉。

　　乔在麦当劳买了两个起士汉堡及一杯可乐，在店里的电话簿上，找到了罗拉的电话及住址。他边开车边用可乐将两个汉堡送下肚，奇怪自己怎么那么饥饿。

　　那栋平房有着白色的外观，白色的百叶窗，是加州牧场房子与新英格兰海边木屋的奇怪结合。但它整洁的石板步道及凤仙花床，使它散发出迷人的风韵。

　　当时的温度仍高，石板散着热气。西边的云彩在日落之后反射着橘黄粉红的光彩，而东边的天色逐渐暗淡。乔登上两级石阶，来到门廊处按下电铃。

　　来应门的女人大约三十岁左右，容貌姣好。虽然皮肤是褐色，但却有着红发美女的白皙面庞，有些许雀斑和一双碧眼。她穿着一条卡其短裤，和一件男人的旧衬衫。袖子是卷起来的，头发凌乱且沾满了汗水，左脸还有点点污渍。看起来她正在清扫屋子，而且还在哭泣。

　　“樊太太吗？”乔问道。

　　“是的。

　　虽然他当记者时，习惯于讨好被访问的对象，但此刻他却笨拙地不知要说些什么。他觉得来访谈如此严肃的话题，他的穿着似乎太过随便。牛仔裤太松，裤腰用皮带来成一团。也因为天气太热，他把运动夹克丢在车上。

　　“樊太太，不知是否能跟你谈——”

　　“我现在正在忙。”

　　“我叫乔本特，我太太和两个女儿死于空难。”他有点硬咽，“一年前。就是今晚。”

　　她从门口退后两步说：“请进。”

　　乔随着她进入一间起居室，墙角一座明亮的展示架上，放了十二个瓷器制品。

　　地请乔坐在一张有扶手的椅子，然后走到门口喊道：“鲍伯，鲍伯，我们有客人。”

　　‘很抱歉在星期六晚上来打搅你。“乔说。她从门口回到沙发旁坐下，”一点也不会，但我怕不是你要见的樊太太。

　　我不是罗拉，我叫克莱儿。罗拉是我婆婆，他丈夫死于……

　　意外。“

　　一个男子从屋子后面进入起居室，克莱儿跟乔介绍是她先生，鲍伯比他太太大两岁左右，高高瘦瘦的留个小平头，神情愉悦，充满自信。他的笑容自然，握手强而有力，但在他古铜色的肤色下又略显苍白。蓝色的眼眸里隐藏着忧郁。

　　当樊鲍伯坐在他妻子身边后，克莱儿告诉他，乔的家人在坠机事件中罹难。她对乔说：“鲍伯的父亲也是在那次罹难的，他刚谈完生意回来。”

　　他们之间很快就无所不谈了，主题大部分团结在他们是如何得知这可怕的消息上。

　　鲍伯是一位战斗机飞行员，调派在圣地牙哥北边的麦拉玛海军航空站。那天他和其他两位飞行员带着妻子外出晚餐。餐后他们移到酒吧间，那里有一部电视正在播棒球比赛。临时被三五三号班机的号外打断。鲍伯知道，他父亲那晚会从纽约飞回洛杉矾，而且他经常搭乘国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鲍伯不知道班机的号码，于是用酒吧内的电话打到国家航空公司洛杉矾的办公室。他很快联络上公关人员，并获得证实樊汤姆名列罹难乘客名单中。

　　鲍伯和克莱儿以破纪录的速度，从麦拉玛开车到卡尔佛市。他们在十一点左右到达，事前并未打电话给鲍伯的母亲罗拉。因为他们不知道她听到消息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她还不知道，他们宁可当面告诉她，而不要在电话里讲这件事。

　　他们到家时，已是午夜时分，整间屋子灯火通明，前门未锁。

　　罗拉正在做玉米羹，因为汤姆最喜欢这道菜。她还烘焙了巧克力加碎胡桃的饼干，那是鲍伯的最爱。她已经知道坠机事件，知道她丈夫已丧生在洛矶山之东。但她得为他做点事，他俩结婚三十五年，她得为他做点事。

　　“我是到机场去接机时才知道的。”乔说：“她们是去维吉尼亚探望蜜雪儿的家人，然后在纽约待三天，让女儿们能见见素末谋面的阿姨黛丽拉。我到那儿早了些，当然，进入航空站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荧幕上她们的班机是否会准时到达。资料显示飞机会准时到达。但当我走到她们预定的入境门时，航空公司的人员走过来和接机区的人们致意，并低声与他们交谈，将其中几个人带到私人的包厢去。有个年轻人走到我面前，他尚未开口，我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不会让他说的。‘不，别说。’可是他无论如何都要告诉我，于是我转身离去。他将一只手搭在我手臂上，我将它拨开。如果不是他们三个——他和两个女的——紧紧地围着我，我可能会揍他，不让他说出口。因为我认为一旦说出口，就会成为真实的事。如果不说，你知道吗？事情就不会发生。”

　　他们沉默不语，倾听去年的回忆声音，这陌生的声音与可怕的消息。

　　“妈忍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克莱儿终于打破沉默，她谈到婆婆时，像是在谈自己的母亲似的，孺慕之情溢于言表。“她只有五十三岁，但没了汤姆，她也不想活下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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