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钟声(74)_海明威

七四

　　他站在车门旁把尸体摔了出去，尸体倒在电车路旁的人行道上，仍旧保持着死去时的姿势。他躺在那儿，灰黄色的脸贴在水泥人行道上，两手弯在身体下面，姿势和在车里一样。

　　“上车，他妈的，”罗伯特·乔丹用手枪指着司机说，“上车。”

　　正在这时，他看到从公寓楼后面走出一个人来。那人穿着长大衣，没戴帽子，头发花白，颧骨宽阔，眼窝深陷，两眼相距很近。他手里拿着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正用枪口推司机上装甲车的罗伯特·乔丹。

　　“等一下，同志，”他用西班牙语对罗伯特·乔丹说，“你跟我谈谈战况好吗？”

　　罗伯特·乔丹接过香烟，放进他那蓝色工作服的前胸口袋里，他认出了这位同志，看过他的照片。就是那位英国经济学家。

　　“一边去。”他用英语说，然后用西班牙语对装甲车司机说，“开到斗牛场去。明白吗？”他砰地一声关上笨重的车门，上了锁，两人就顺着那长长的斜坡驱车直驶。随即，子弹打到车上，嗒嗒的响，像小石子打在铁锅炉上的声音。接着机关枪朝他们开火，像尖厉的锤打声。他们开到斗牛场后面停下。售票窗口旁仍然贴着去年十月份的海报，弹药箱被打开，同志们端着步枪，腰带上和口袋里装着手榴弹，在背风处等着。蒙特罗说：“好。坦克来了。我们可以进攻了。”

　　那晚他们攻下了山上最后几个大楼后，他舒服地躺在一堵砖墙后面，敲掉了墙上的几块砖当枪眼，他眺望着隔在他们和撤退到山梁上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那片美丽平坦的田野，得意地想着小山上那座被击毁的别墅掩护着敌军的左翼。汗水浸湿了他的衣服，他躺在一堆稻草里，身上裹着毯子等衣服干透。他躺在那儿想起了那位经济学家，不禁笑了，接着为自己的粗鲁感到抱歉。然而，那人伸手递香烟给他，看上去就像要打听消息给小费似的，那时候，他这战斗员对非战斗员的反感使他失去了自制。

　　他如今想起了在盖洛德饭店卡可夫谈起这个人的情形。“原来你是在那儿遇到他的，”卡可夫说，“那天我到了托莱多大桥①就没有上前去。他向前线走出很远。我相信，那是他表现勇敢的最后一天。第二天他就离开了马德里。我相信，他在托莱多表现得最勇敢。在托莱多他出尽风头。我们攻下城堡时，他就是出谋划策的人之一。你看到他在托莱多的神采就好了。我相信多亏了他的努力和建议，我们的围攻才取得成功。那是战争中最蠢的一页。愚蠢到了极点，你跟我谈谈，在美国，人们怎么看他？”

　　[①马德里旧城区位于曼萨纳雷斯河的东岸，托莱多大桥在城西南，为横跨河面的主要桥梁之一。]

　　“在美国，”罗伯特·乔丹说，“人们认为他非常像莫斯科。”

　　“他才不呢，”卡可夫说，“可是他有一副奇妙的相貌，他的相貌和举止很讨人喜欢，我的相貌可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取得的一些微小的成绩跟我的脸没有一点关系，我的脸既不动人，也不招人喜欢和信任。但是米切尔的脸，就能使他发财。那是一张阴谋家的脸。凡是从书上见过阴谋家的人立即就会想起他。他还具有真正的阴谋家风度。人们一见到他进屋，马上就知道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一等一的阴谋家。你那些自以为出于感情而自愿帮助苏联的有钱同胞，或者是为了共产党万一有朝一日会得势而替自己多少留点后路的人，马上都能从这家伙的脸上和举止上看出他是一个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的代理人。”

　　“他在莫斯科没有关系吗？”

　　“没有。听着，乔丹同志。你知道有两种傻瓜吗？”

　　“一般的傻瓜和该死的傻瓜吗？”

　　“不。我是指我们俄国的两种傻瓜，”卡可夫笑笑接着说，第一种是冬天的傻瓜。冬天的傻瓜到你家门口大声敲门。你走到门口，发现他站在那儿，可你以前从没见过他。他的形象使人一见难忘。他是个庞然大物，穿着高筒靴，身披毛皮大衣，头戴毛皮帽子，浑身是雪。他先把靴子上的雪跺下去，接着脱下毛皮大衣抖抖，又有一些雪落下来了，接着摘下毛皮帽子，在门上拍打，又有一些雪从帽子上落下来。接着他又跺跺脚，走进屋里。随后你看看他，发现他是个傻瓜。那就是冬天的傻瓜。

　　“而在夏天，你看到有个傻瓜在大街上走，他挥舞着双臂，摇头晃脑，离着两百码，人们都能看出他是个傻瓜。那就是夏天的傻瓜，这位经济学家是个冬天的傻瓜。”

　　“可是在这里人们为什么信任他呢？”罗伯特·乔丹问。

　　“因为他的脸。”卡可夫说，“他那副漂亮的阴谋家的脸。他还有一个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招数，装得像什么地方的要人，深受信任。当然了，”他微笑着，“要让这个招数奏效，他必须到处奔波。你知道，西班牙人很古怪。”卡可夫接着说，“这个政府很有钱，有很多黄金。他们不肯给朋友一个子儿。你是朋友。很好。你肯不要钱为他们干，那就不给你一分钱。但是对于一个并不友好却必须对之施加影响的重要公司或国家的代表，对这种人，他们却慷慨得很。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那很有趣。”

　　“我可不喜欢这样。再说，这些钱是属于西班牙劳动人民的。”

　　“也不要求你喜欢。只要知道就行了。”卡可夫对他说，“我每次见到你，总要教给你一点道理，有朝一日你就明白了。给一位教授上课多有趣啊。”

　　“回去以后我不知道能不能当上教授。说不定他们会把我当成赤色分子赶走的。”

　　“噢，说不定你可以到苏联去继续学习。那也许是你最好的办法。”

　　“我可是西班牙语专业的。”

　　“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多的是，”卡可夫说，“别的国家不会全都像西班牙那样难对付。而且，你知道你不当教授已经近九个月了。在九个月里面你能学一门新的行业。你了解多少辩证法？”

　　“我读过埃米尔·伯恩斯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就这些。”

　　“如果你已读完全书，也相当不错了。全书共有一千五百页，每一页都得花不少时间。不过，你得再读些别的书。”

　　“现在可没时间读书。”

　　“我知道。”卡可夫说，“我是说以后。要读的书很多，这些书会使你明白现在这些事情。现在的情况会引发一本重要的著作产生，这本书将解释很多人们应该懂的事情。也许我会写这本书。我希望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我知道没人能比你写得更好了。”

　　“少来奉承我。”卡可夫说，“我是新闻记者，但是跟所有的记者一样，我喜欢写文学作品。我现在正忙于研究卡尔伏·索特罗，佛朗哥和别的那些人都称不上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而他是，一个真正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我一直在研究索特罗的著作和讲话。他非常聪明，杀掉他是非常聪明的办法。”

　　“我本来以为你是不赞成政治暗杀的。”

　　“这种事是非常普遍的，”卡可夫说，“非常非常普遍。”

　　“可是……”

　　“我们不赞成个人的恐怖行动，”卡可夫微笑着说，“当然也不赞成恐怖分子和反革命组织的那一套。我们非常痛恨布哈林那帮两面三刀、杀人放火、干尽坏事的虎豹豺狼，还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他们的走狗那样的人渣败类，我们痛恨厌恶那些不折不扣的魔鬼，”他又微笑道，“但我仍然相信，政治暗杀是非常普遍的。”

　　“你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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