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19)_哈维尔

十九

　　我已经谈过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政治潜力，以及对在“真实中生活“的某一言行如何导致变化而进行预测的局限性。我也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预测究竟该冒多大风险，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独立的、积极主动的行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们总是(起码在起初阶段)一种满盘皆赢或皆输的赌博。

　　然而，我们起码也要大致地考虑一下“不同政见运动“能实际改变社会的一些不同途径，否则我们对这种运动的概述就不完整。也就是想一想对整体和整体的责任感可能(并非一定如此)付诸实践的不同途径。

　　首先必须强调，包括社会的独立生活、“不同政见运动“的整个范围，当然不是能够影响后极权国家历史的唯一潜在因素。在后极权制度内，潜伏的社会危机可能在任何时候不受这些运动的影响，而引起一系列深远的政治变更。这种危机可以将权力结构肢解，导致和加速各种隐藏的冲突，从而造成一连串人事、观念、或者至少是“气候“的变化。它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整个生活气氛，引起意想不到的社会动乱和不满情绪的爆发。在苏联集团国家中心发生的权力转变，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对不同的国家产生影响。当然，就像世界文明的总趋势具有重大影响力一样，经济因素也有重要影响力。国际政治，另一超级大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国际利害关系不断变化的结构，东欧各国的立场等等，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它可能成为巨大变化和政治动乱的根源。甚至那些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也不是没有影响力的，虽然我已经强调过不应过高估计后极权社会高层领导人物的重要性。诸如此类的影响及其种种综合因素十分繁芜，并且只有在这种广泛的背景和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想像“不同政见运动“的最终政治影响。这只是影响政治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一(而且远非最重要的因素) 。它与其他因素的区别，恐怕在于它根本上是从保卫人类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发展的。并且要把思想直接付诸于行动。

　　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外部走向的主要目的，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而不是影响权力结构，起码不是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影响。独立的主动性涉及隐藏的领域，表明“在真实中生活“是人类和社会的另一种生活的抉择，并努力为这个生活创造更多空间，帮助(虽然只是间接地帮助)提高公民的信心，打碎假象世界，揭开权力的庐山真面目。“不同政见者“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他们不是社会的前卫和精英，先知先觉者，其使命是“提高未觉悟大众的思想觉悟“(这种傲慢不逊的自我投射，属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自以为对某种“理想的规划“拥有专利，有权将其强加在社会头上)。“不同政见者“们却不想作任何人的领袖。他们以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和工作来作出抉择(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宣传把宪章分子描绘成“自我封官论职的人“的话，那并不是强调他们想当前卫的野心，而是那个政权思维逻辑的自然流露。这个政权一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那个攻击性的宣传后面可以看到打着“以人民的名义“的旗号发号施令，把权势者从高位上拉下马来取而代之的俗套。这套把戏，当权者们已经耍了很多年了)。

　　因此，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的“不同政见运动“，总是以间接方式来影响权力结构，因为它主要关切的是社会那隐藏的领域，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在实际权力的层面与政权直接冲突。我已经阐述了一种途径，即了解法律，恪守法制的责任感就得到间接地加强。当然，这是更广泛影响的一个具体例子，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间接的压力。这个压力可由自由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言行举止“产生。而权力结构不管是否愿意，非得不断对这种压力作出某种反应，但这种反应总是局限在压制和适应这两个范围之内。有时候一方占上风，有时候另一方占上风。例如：波兰的“飞行大学“现在受到更多迫害，“飞行教师“们被警方拘捕。但同时，官办大学里的教授们却采纳了一直被视为禁脔的课题，丰富了他们的课程，这便是“飞行大学“的间接压力造成的结果。适应的动机可以不同，从“理想的“(隐藏的领域得到了信息，良知和求真的愿望被唤醒了)，到纯实用性：当权者的生存本能迫使他们对风云诡谲的思潮，心理与社会气候加以重视，作出灵活反应。这些动机在特定的运动中究竟哪些在起主导作用，对于最终的结果并无大影响。适应是政权的反应的正面因素，通常可以有多种形式和不同阶段。有些人可以试图把“平行世界“的价值或成员纳入官方的结构，利用他们，让两者之间多少有些相像，从而调整显而易见和难以相持的不平衡状态。在60年代，开明的共产党员开始“发现“某些未受到认可的文化价值和现象。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可是这一步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被“溶合“和“利益“的价值已经丧失了一些独立性和创造性，披上了官方和合法性的外衣，它们的信誉也因此减弱了。在下一个阶段，这种适应可能引导官方按其最终目标和现行结构进行种种改革尝试。这种改革通常只是些不彻底的措施，企图结合和协调为生活服务和为后极权制度“自制性“服务的目标。但是改革只有到此为止。它们混淆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原本一清二楚的界限，施放烟幕、迷惑社会、把水搅混，让人们迷失方向。当然，这并没有改变改革从根本上说来是件好事这个事实，因为改革开辟了新的空间。但改革的确使得划分“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妥协的界线更加困难了。

　　另外一种更高的适应阶段，是官方结构内部分化的过程。因为生活真实的需要，官方结构向多多少少制度化了的多元化形式开放(一个例子：不用改变集中化和制度化的文化生活基础，新的出版社、社团刊物、艺术团体、平行研究机构与工作室就会在由下而上的压力下涌现出来。例二：作为后极权制度典型的“传送带“官办的单一、独家的青年组织在生活真正需要的压力下，瓦解成若干多少有些独立成分的组织，如“大学学生会“，“高中生学生会“、“劳动青年团“等等)。这种分化鼓励了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新的结构出现了，两者之间有了直接的关系。新结构有的已经形成了平行组织或独立的组织，同时受到官方的尊重，或者至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认可，这些新组织不是适应生活的真正需求的、自由化的官方结构，同时也直接地表明了生活的需求，并在现今环境中要求占有一席之地。换言之，它们真正表现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大趋势(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组织最出名的是KAN，非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俱乐部，K231——一个前政治犯的组织等)。

　　作为后极权制度代理人的官方组织机构是按照自动性原则产生并为之服务的。在分化的终极阶段，官方组织开始萎缩衰亡，最终被新的组织取而代之。新组织由下而上发展而来，组成的方式也是截然不同于官方机构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像许多不同的途径，来取得普遍的组织方面的政治变革，全面削弱现政权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此，我只提到了普遍的组织方面的变革实际上的途径，正如我们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补充一下：所有的具体例证都是特定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唯一的选择和一定能够重演的示范(尤其对于其他国家)。这个事实当然丝毫减弱不了其作为人们迄今仍在寻求教训的重要性。

　　论及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有必要指出当时运动发展的一些特点。所有的变化起初只是一种气氛，后来在概念和结构上发展，但并未受到今天那种平行结构的压力。这种平行结构和官方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什么现在所说的“不同政见者“。那时的变化是局部的人。人们自发地试图争取更自由的思想方式、独立的创作和政治发言权。通过长期自发的、不引人注目的努力，社会的独立生活渗透到现在的结构之中。这种努力通常是从官方结构的边缘和周围开始，悄悄地建立了独立生活的机构。也就是说，社会觉醒的过程是逐步的，在隐藏的领域逐渐开放的“缓慢“过程(官方宣传中谈到所谓捷克斯洛伐克的“步步为营的反革命活动“，多少真实地描述了生活目标前进的过程)。在社会觉醒后面的推动力量并不见得仅仅来源于社会的独立生活，这种独立生活构成了可确定的社会环境。当然动力的确源于独立生活，不过人们还没有普遍认识到这点。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在官方结构中供职的那些人，多多少少与官方意识形态认同。当他们与现实本身发生了接触，潜在的社会危机和他们在官方权力机构中的痛苦亲身经历便使他们逐步认识了现实(我说的是许多支持“反教条主义“改革的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已渐渐形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力量)。当时像现在“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完全站在体制外、丝毫得到不了官方认可的情形和理由并不存在，特别对于当年有限的、“自我组合“的独立运动是这样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后权级制度尚未像今天这样僵化和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死气沉沉，人民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建立组织。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1968年的政权较为开放。政权已被斯大林专制主义折腾得疲惫不堪，而不得不在绝望中摸索不痛不痒的改革道路。但它已经无可挽回地从内部开始腐烂，再也不能拿出明智的手段，反击社会情绪的变化，反击青年一代的世界观，和反击千千万万的、在政治以前的范围内捍卫生活的言行举止，这些言行举止如雨后春笋，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广阔的政治原野上脱颖而出。

　　从更广的角度着眼，另一种典型的情况也显得很重要：就实际的结构上的变化而言，1968年的那场社会风暴，从来没有超越过对现结构改革、分化和替换的范围，而这些不过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而已。那场风暴没有动摇后极权制度的本质，即政治模式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就连经济活动完全由政治体制控制的经济模式，也未受影响。政权的直接工具(军队、警察、法庭等)也没有发生任何根本上的结构变化。这一层次上的变化不过是变动一下气氛，人事安排，政治路线，归根结底是行政上的变化。其他一切有待讨论、计划。在这个方面，最深入、得到官方批准的两项方案，是“捷共1968年4月行动纲领“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前者免不了矛盾百出，都是些半途而废的措施，不动权力实际层面的毫毛。经济改革方案相当大刀阔斧。接受了许多生活对经济活动真正需要，如经济利益和动机的多元性、灵活多样的经济刺激，限制指令性经济体制的权限等等，但却丝毫没有触及经济经权益的基本支柱——国家经营的原则，而不是生产方式的真正社会所有制。因此，也许除了短暂的匈牙利起义之外，后极权制度中还没有任何社会运动能够成功地填平这两者之间的鸿沟。将来会出现什么其他的发展形式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一番纯粹的推测。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现行制度里潜伏的危机总是会(有理由认为如此)导致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动乱(1953年在德国，1956年在匈牙利、苏联和波兰，1968年在捷克和波兰，1970年和1976年在波兰均发生过动乱)。这些动乱的背景、发展过程以及最终结果不尽相同，造成动乱的种种因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无法预料各种偶发事件要积累到何种程度才会掀起隐藏领域里的风暴，冲破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一触即发“的临界点问题)。由于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我们也无法猜测将来会发生什么：第一种倾向是东欧集团不断加强整合，扩充实力；而另一种倾向是在非俄罗斯区域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压力之下，产生了苏联统治逐步瓦解的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无法永远不受全世界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明白长期性的预测的企图是徒劳无益的。

　　总之，既然“不同政见“毕竟不产生于纯粹的猜测，我相信，这种纯粹推测不会对这些运动有什么直接的意义。因此，把运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意味着把自己从自己的本原异化。

　　就“不同政见运动“本身的前景而言，未来的发展似乎完全排除了官方政体和平行政体两者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因为这两者互相隔绝，老死不相往来。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只要一如既往，则一定会对现制度构成威胁。难以想像这种言行会继续与在“谎言中生活“的言并行不悖，相安无事，只要社会的独立生活坚持对整体、为整体承担责任的立场，只要后极权制度维持现状，那么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处于潜伏的冲突状态，便是处于公开的冲突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两种可能：其一，后极权制度继续得以发展 (或者有发展的能力)，这样就难免会演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的那种可怕的世界，一切都受到绝对控制和操纵，任何在“真实中生活“的言行都被完全取缔；其二，社会的独立生活(平行政体)——包括“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内——肯定会逐渐变成一种日趋重要的社会现象，人们将以越来越明确的姿态真正加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并对整个局势施加影响。当然，这始终将是影响整个局势的众多因素之一，主要在背景上产生作用，并以与背景作用相适应的方式与其他诸因素协调合作。关于是否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改革官方体制、鼓励体制内分化或以新的机构取而代之的问题，关于是否应该“改良“现制度，或者摧毁现制度的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只要确实是言之有物的问题，都可以由“不同政见运动“提出，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运动面临着具体任务的时候才能提出。换言之，只有根据真实的、生活的具体需要才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我认为，抽象地回答这些问题、根据某种假想的未来而形成政治纲领，意味着重返传统政治的精神和方法的窠臼，就会限制和异化“不同政见“的工作，而这种工作乃是“不同政见“的本质所在，亦是未来寄托了真正希望之所在。我已经反复强调过，“不同政见运动“的出发点并不是发明什么体制变更，而是脚踏实地，为美好生活坚持不懈地进行真正的斗争。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活为自己发现、找到的政治组织系统一直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并会受到削弱破坏手段的干扰。这没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不要丧失信心，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自由、真实、尊严的生活而坚持不懈、不图报偿、永不停止地奋斗，永不自设限制、决不三心二意、首尾不一，决不陷入政治伎俩的圈套，不臆测自己行动的成果，也不幻想未来。当这场斗争与后极权制度发生真正冲突的时候，保持斗争的纯洁性，就是取得胜利的最佳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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