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给胡萨克的公开信(9)

给胡萨克的公开信(9)

　　今天执政当权的人和那些在这次爆发之前统治的前任有深刻的不同。这不仅在于前任们，如通常所说“有创见性” ，而他们继任者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有创见性”已经失去了它的神秘性；而且是另有原因。因为这个早期形式建立在一种真正的、不可谓不是社会的基础之上，它受到真正自愿的支持，尽管用降低了的标准看，是一部分公众；并且建立在它最初允诺的真正的和相当可观的社会利益的吸引力(它也逐步消失削弱)之上，而今天的制度仅仅建立在少数统治者自我保存的本能和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恐惧之上。

　　在这种情况下，预见任何一个关于未来的“真实的时刻”的可行性方案都是不容易的：去预见整个社会这样一种复杂的没有掩饰的堕落在某一天怎样要求修复，并且去估计在这种时刻对我们两个民族可能的和必然的打击其悲剧结果的范围和结果，也是十分不可能的。

　　在这个上下文中，一个吹嘘自己是有史以来最科学的政府不可能抓住自身运作的基本规则和向自己的过去学习，这是令人惊愕的。

　　我说得很清楚，我并不担心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会停止，或者历史会永远中止在当今领导人其权力所达到的地步。历史上的每一种情况或每一个时代都会被一个新的情况和时代所取代，并且或好或坏地。那新产生的总是大大超出先前的组织者和统治者的期待。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事实上，整个这封信所涉及的和我真正担心的是，现在这种暴力的滥用对我们民族所产生的刺耳空洞及长时间影响的结果。我担心我们全体将要为此付出的代价——为极度的历史的压抑，为残酷的和不必要的对生活的流放，令其进入地下状态和人类灵魂的深处，为生活在任何一种自然方式的社会中的每一个机会强迫性的延期。稍微回顾一下我刚写下的东西，将清楚地发现，我所担心的不仅仅是为每天所经受的社会劫掠和人性的堕落通常所要付出的，或者为社会长时间的精神和道德倾斜必须付出的税款。我所涉及的包括生活和历史要求它们应得权益到来的下一个时刻，施予我们的几乎不可计算的超额负担。

　　一个政治领导人为他国家的状况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总是不同的，并且显然不可能是绝对的。他从来不是单独统治，因而一部分责任在于他周围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国家存在于真空之中。因此，它的政策以某些方式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显然地，先前的统治者总是要承担很多，因为他们的政策在先而且决定了今天的状况。公众，也有很多责任。包括个人，每个有责任的人的每天的决定，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现状，或者概括地说，人们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整体，它受制于环境，同时也影响和限制这些环境。

　　尽管存在这些限定条件，在我们当前的状况中发生的如同在任何其他状况中一样，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您的责任仍然是巨大的。您帮助决定了我们所有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氛围，因此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将要为今天的稳定所付出的帐单最终的规格。

　　捷克和斯洛伐克，像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将自己同时潜藏在根本不同的潜能之中。我们曾经有过，现在仍然有并将来继续有我们的英雄，同样，有我们的告密者和卖国贼。我们有能力释放我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有能力将精神和道德水平提高到无法预料的高度，有能力为真理而斗争和为别人牺牲自己。

　　但是，这同样也有赖于如果我们自己屈从整个儿冷漠，除了对我们的胃感兴趣以外对其他事情不感兴趣，以及把时间花在互相挑剔上面。尽管人类灵魂远远不是一个任何东西都能往里面倒的容器 (注意在官方的议论中，这样可怕的短语如此经常地夸张使用，当“我们”即“政府”抱怨这样那样的思想正在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之中时) ，然而，它也非常取决于某个领导人，是他可能将社会中沉睡着的那些相反的倾向中哪一种调动出来，将何种潜能给予实现的机会和将何种压抑下去。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中间最坏的是——自我中心、伪善、冷漠、懦弱、恐惧、屈从，从个人责任中逃脱出来并无视其普遍的结果——这样一些东西正在系统地发挥作用和得到蔓延。但是，即使是今天的民族的领导人也有机会通过其政策影响社会，以唤起人们身上更好的东西，而不是更坏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您和您的政府所选择的是对你们自己来说便当的方式，而对社会来说是最危险的道路：为了外在的表象使内在衰败的途径；为了不断加深的统一令生活死亡的途径；微不足道的保护你们自己权力而加深我们社会精神和道德的危机和无休止地损害人类尊严的途径。

　　但是，甚至在这样给定的限制之内，您仍然有机会为使形势朝向至少是相对改善的方向做出很多。这将是一种更多紧张而较少满足的道路，它的好处不是马上就能看见，并会在这儿或那儿遇到抵制。但是，依照我们社会真实的利益和前景，这种方法将是有着莫大意义的一种。

　　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名公民，我特此坦率地和公开地要求，您和现存制度的领导人认真地考虑我试图引起您注意的这些问题，要求您根据您的历史责任作出估价，并依此而行动。

　　197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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