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88)_君特·格拉斯

八八

　　25.七十五公斤

　　维亚茨马和布良斯克①；接着，泥泞时期来到了②。一九四一年十月中旬，奥斯卡也开始在烂泥地里使劲挖掘。读者或许会原谅我把中央集团军在泥泞地里的战果同我在莉娜·格雷夫太太的那片无法通行、同样泥泞不堪的地区内所取得的成果作对比。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坦克和载重汽车陷在泥里，而我也同样陷在泥里；在那里，车轮仍在转动，翻起烂泥，而我呢，也不善罢甘休——我在格雷夫太太的泥泞地里成功地搅出了泡沫。此话一字不假，虽然如此，占领土地却谈不上了，不论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还是在格雷夫寓所的卧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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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1941年10月，纳粹德国进逼莫斯科，在此二地围歼两支苏联部队。

　　②1941年10月6日，苏联境内开始降雪，道路泥泞。此处比喻纳粹德军攻势受阻。↓

　　我始终还不想放弃这种对比：正像未来战略家们将从搞糟了的泥泞作战行动中吸取他们的教训那样，我也从同格雷夫太太这种自然现象的斗争中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我们不应低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土战线上的种种行动。奥斯卡当年十七岁，尽管有过少年时的胡闹，却在莉娜·格雷夫那片看不清全貌又隐伏着危险的演习区内被训练成了堂堂男子汉。我现在放弃了同军事行动作类比，转而借助艺术家的概念来衡量奥斯卡的进步。

　　我于是说：玛丽亚在具有幼稚的诱惑力的香草雾里劝说我运用小巧的形式，使我熟悉了诸如汽水粉和采蘑菇之类抒情诗体，那么，在格雷夫太太的酸性强的、多层次结构的云雾圈里，我学会了作那种宽广的叙事诗式的呼吸，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线的战果同床上的战果相提并论。音乐！从听玛丽亚稚气的多愁善感的然而又是那么甜蜜的口琴吹奏开始，我一步登上了指挥台，因为莉娜·格雷夫为我提供了一支管弦乐队，编制大而全，这样的乐队恐怕只有在巴伐利亚或者萨尔茨堡才能找到。

　　在乐队里，我学会了吹、弹、奏、拨、拉，不论是通奏低音还是对位法，不论是十二音体系还是传统和声，我全都掌握，还有谐谑曲的引子、行板的速度，我的激情表现得既刻板枯燥又柔和流畅；奥斯卡让格雷夫太太这支乐队尽情发挥，然而他始终不满意，虽说不是没有得到满足，就像一位理所当然也有此感的真正的艺术家那样。

　　从我们的殖民地商品店到格雷夫的蔬菜店只需迈二十小步。蔬菜店就在斜对面，它的地位好，远比小锤路面包师傅亚历山大·舍夫勒寓所的地位要好一些。我对女性解剖学的学习成绩比我对我的师傅歌德和拉斯普庭的学习成绩稍强一些，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蔬菜店占据着更为有利的地势。这种至今犹存的教养上的截然不同之处，也许可以用我的两位女教师的差异来解释，甚而至于可以以此来辩解。莉娜·格雷夫根本不想教我，而是谦逊和被动地把她的财富提供出来，给我作为观察和实验的材料。

　　与此相反，格蕾欣·舍夫勒则过于认真地对待她的教育使命。她要看到成绩，要听我高声朗读，要注视我的漂亮地书写着的鼓手的手指，要我同可爱的语法结为朋友，同时，她本人又从这种友谊中获利。可是，奥斯卡不让她看到任何明显的迹象，说明他自己已经取得了某种成绩。这时候，格蕾欣·舍夫勒也就失去了耐心。

　　在我可怜的妈妈死后不久，也就是在她授课七个年头之后，她又转而热衷于她的编织。由于这一对面包师傅夫妇仍旧没有子女，所以她照旧把自己编织的毛衣、长统袜和连指手套送给我，但她也只是偶尔送送了，主要在遇到重大节日的时候。我同她之间再也不谈歌德和拉斯普庭了，只有这两位师傅的著作的那些残篇我还一直保存着，时而放在这里，时而放在那里，多半放在这幢公寓的晾衣阁楼上。多亏了这些残篇，奥斯卡才没有完全荒废他的这一部分学业；我自学成才，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可是，虚弱多病的莉娜·格雷夫却缠绵床侧，她不能回避我，也不能离弃我。她的病虽说是慢性的，但还没有严重到死神会提前夺走我的这位女教师莉娜的地步。不过，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存在任何恒常的事物，所以，奥斯卡在自认为他的学业已经告成的时刻，便离弃了这个缠绵床侧的女人。

　　诸君会说：这个年轻人是在多么狭小的天地里受教育成长的呀！他竟然是在一家殖民地商品店、一家面包房和一家蔬菜店之间为日后像男子汉一般生活配齐了他的装备。尽管我不得不承认，奥斯卡是在相当陈腐污浊的小市民的环境里收集到了他的头一批如此重要的印象的，然而毕竟还有第三位教师。留待这位男教师去做的事情，便是为奥斯卡打开世界的大门，使奥斯卡成为他今天这个样子，成为一个人，由于缺少更贴切的名称，我只好给他安上这样一个不能充分说明其特性的头衔：世界主义者。

　　正如读者诸君中最细心者已经发现的那样，我讲的是我的教师和师傅贝布拉，那个欧仁亲王的直系子孙、路易十四王族的后代、侏儒和音乐小丑贝布拉。我讲到贝布拉的时候，我自然也想到了他身边的那位女人，伟大的梦游女罗丝维塔·拉古娜，超越时间的美女，在马策拉特夺走了我的玛丽亚的那些个黑暗的年头里，我不得不经常惦念她。她有多大年纪了，这位夫人？我暗自问道。她是位芳龄二十（如果不是十九的话）、如花盛开的少女吗？难道她是那位九十九岁的颇有风韵的老娘，在今后的百年间，她还将永不衰老地体现着永恒青春的小巧玲珑的体态？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么，我巧遇这两位同我之间亲缘关系如此之近的人是在我可怜的妈妈去世后不久。我们一起在四季咖啡馆喝穆哈，随后分手，各走各的路。我们之间存在着微小的却又不是微不足道的意见分歧；贝布拉跟帝国宣传部关系密切，从他的种种暗示中我不难听出，他出入于戈培尔和戈林先生的私宅，他还想方设法向我解释他这种出轨行为并为之辩解。他讲述了中世纪宫廷小丑的地位如何富有影响。他拿出西班牙画家的画的复制品给我看，画中人是某位菲利普或卡洛斯国王及其宫廷侍从。在这些刻板的人丛中，可以让人辨认出几个小丑，身穿皱皱巴巴、带棱带角、色彩班斓的服装，身材同贝布拉也同我——奥斯卡相差无几。

　　恰恰由于我喜爱这些画——今天我可以自称是天才画家迪埃戈·委拉斯开兹①的热情欣赏者——所以我不愿让贝布拉轻易地说服我。他于是不再拿西班牙胖力四世宫廷里的小丑同他在莱茵区暴发户约瑟夫·戈培尔身边的地位作比较了。他谈到了艰难的时世，谈到了不得不暂时退避的弱者，谈到了以隐蔽的形式兴起的反抗。他当时说出了这个小小的字眼——“内心流亡”，正因为如此，奥斯卡跟贝布拉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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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迪埃戈·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塞维利亚画派的大师，作品除宗教内容以外还有群像图（如腓力三世和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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