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70)_君特·格拉斯

七〇

　　唯一糟糕的是，扬手里捏着四张王牌，稳打一盘无主一百二十点，若打赢还能加四十八点，但是这一盘却没能打完。

　　扬先出梅花顺子。这时，他叫我阿格内斯，把科比埃拉当做他的情敌马策拉特。随后，他虚晃一枪，出了一张方块J——我宁肯被他误认作我可怜的妈妈，也不愿被他当做马策拉特——接着打出红心J——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被人误认做马策拉特——扬不耐烦地等着，直到那个马策拉特（他实际上是残废的看房人，名叫科比埃拉）垫了牌；他过了良久才垫出这张牌，可是，在扬把红心A啪的一声甩到地板上后，他不能也不想理解，他永远也不会理解，因为他仅仅是有一双蓝眼睛的孩子，身上散发着科隆香水味，永远什么也不理解，因此他也不懂得，为什么突然间科比埃拉让手里的牌全都掉了下来，翻倒了篮子、篮子里的信和信上躺着的死人。

　　先滚下来的是那个死人，继而是那一篮子信件，末了倾倒的是空空如也的篮子。信件似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仿佛我们是收信人，仿佛现在我们应该把施卡特牌挪到一边而去读使徒书或者收集邮票。但是，扬既不愿读使徒书，也不想收集邮票——他从小集邮，收藏过多——现在他只想打牌，打成他的无主。扬要赢牌，要获胜。于是他扶起科比埃拉，让篮子轮子着地，但听凭另外那个死人躺在地上，也不把信件拣回去加重篮子的力量（尽管这点分量是不够的）。他只是一味地惊讶，看着科比埃拉。科比埃拉挂在分量很轻、摇摇晃晃的篮子上，显出一副心不定、坐不住的样子，又慢慢地倒下来。扬终于冲着他嚷起来：“阿尔弗雷德，我求求你，打下去，别捣乱，你听见吗？就这一盘了，打完我们就回家，你可听我说呀！”

　　奥斯卡疲乏地站起身来，四肢和脑袋越来越痛。他咬牙忍着，把他那只坚强的、鼓手的小手搭在扬·布朗斯基的肩上，强使自己说出了下面的话，声音虽小，却能打动人心：“让他去吧，爸爸。他死了，不会再玩牌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来玩六十六点吧！”

　　我刚叫了他一声爸爸，扬便松开了看房人灵魂已经出窍的躯壳，用他蓝蓝的、像洪水泛滥似的眼睛盯着我，大声哭喊着：“不不不不不……”我抚摩他，但他照旧“不不不”地哭。我意味深长地亲吻他，他却一心只想着没有打完的无主。

　　“我本来会赢的，阿格内斯。我肯定会打赢这一盘回家的。”他把我当成了我可怜的妈妈，并这样诉说着，而我——他的儿子——干脆扮起了这个角色，表示同意他的话，指天誓日地说，他本来会赢的，他实际上也已经赢了，他只消坚信这一点，只消听他的阿格内斯的话。但是，扬既不信我，也不信我的妈妈。

　　他先是大声哭诉，随后小声地不成调地哼哼起来，从科比埃拉冰山似的躯体下面把施卡特牌掏出来，随后又在自己的两腿间寻找，使一些信件像雪崩似的滚落。他一刻不停，直到找齐了三十二张牌为止。他擦掉牌上黏糊糊的血浆，那是从科比埃拉裤子里渗出来的。他一张张擦干净后，便开始洗牌，还想发牌，他的头脑——脑门形状很好，一点也不低，只是额头皮肤太滑，不太容易渗透罢了——他的头脑终于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有第三个人同他一起玩施卡特了。

　　信件存放室里变得非常之静。外面也静了足足一分钟，来为这最后一位施卡特牌友和“第三个人”默哀。门轻轻地打开了。觉察到这动静的又是奥斯卡。他抬头望去，期待着出现超凡的现象，但他见到的是维克托·韦卢恩的脸，没了眼镜，瞎乎乎地眯缝着眼。“我眼镜丢了，扬。你还在吗？我们逃吧！法国人不来了，或者来得太晚了。跟我一起走，扬。领着我，我把眼镜丢了！”

　　可怜的维克托也许以为走错了房间，因为没人回答他，没人给他眼镜，扬也没有向他伸过手去准备领着他逃跑。于是他缩回了没了眼镜的脸，关上门，我还听见维克托的脚步声，他在眼前的一片迷雾里摸索着逃走了。

　　天晓得扬的小脑袋里又转着什么可笑的念头。他泪流满面，但却笑了起来，先是小声，接着变成大声，笑得非常开心，戏弄着他的粉红色的、尖尖的舌头，把施卡特牌抛到空中，复又抓住。室内只有无声的人和无声的信，因此气氛就像一个无风而寂静的星期天。末了，扬开始屏住呼吸，用精细的动作搭一座极易损坏的纸牌房屋①。他用黑桃七和梅花Q当墙，上面架一张方块K，搭成底层。又用红心九和黑桃A当墙，上架梅花八，搭成又一间底层。

　　他用十和J当墙，Q和A当顶，在两间底层上架起第二层，各个小间互相支撑。他继而决心在第二层上加一个第三层。他的手像画符咒似的，与另一种宗教仪式相仿，我可怜的妈妈必定是很熟悉的。当扬把红心Q和红心K靠在一起时，这座建筑物并没有倒塌；不，它是通风的，在那间躺满不再呼吸的死人和坐着两个屏住呼吸的活人的信件存放室里，这座建筑物也在轻微地呼吸，让我们交叉两手坐着观赏，让怀疑着的奥斯卡——他是熟悉搭纸牌房屋的规则的——忘却了从信件存放室的门缝里透进来的呛人的浓烟和焦臭味，并使人觉得信件存放室和里面的纸牌房屋同地狱相邻，只隔着一道墙、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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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用纸牌搭房屋，也是一种儿童游戏，又比喻不牢靠的计划，或空中楼阁。↓

　　他们不再正面进攻，而是使用了喷火器，非把最后的几个守卫者熏出来不可。他们把米尚博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摘下钢盔，抓起一块床单布，觉得还不够，又抽出他的骑士小手绢，两只手各执一块，使劲摇晃，表示波兰邮局投降了。他们，三十个半瞎的、被烧伤的男人，举起手，抱住后颈，离开邮局大楼，从左旁门出来，站到院于围墙前，等候慢慢走近的民军。后来据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即当守卫者站在院子里，而进攻者正在半路上还没到达的时候，有三四个人逃跑了。

　　他们从邮局的车库穿过相邻的警察分局的车库，溜进雷姆河畔居民已被疏散而又无军队据守的房子里。他们在那儿找到了衣服，甚至找到了党徽，洗了澡，打扮整齐出了门，一个个地溜掉了。据说，其中有一个，到了旧城沟的一家眼镜店里，买了一副眼镜，因为他原来那副在邮局的战斗中丢失了。这当然就是维克托·韦卢恩。他戴上新配的眼镜，还在木材市场喝了一杯啤酒，后来又喝了一杯，因为他被喷火器烧得唇焦口渴。他的新眼镜虽说不如旧的那副，但毕竟拨开了一点他眼前的迷雾。他逃跑了，直到今天，他还在逃跑，因为他的追踪者紧追不放。

　　其余的人——我指的是没有下决心逃跑的三十个人——站到对着旁门的墙下时，扬正好把红心Q和红心K靠在一起，随后乐滋滋地缩回了他的手。

　　我还说些什么呢？他们找到了我们。他们拽开了门，喊着：“出来！”气流灌入，风吹进来，刮倒了纸牌房屋。对于这样的建筑术，他们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只相信水泥。他们只造永久性的建筑物。邮局秘书布朗斯基受了冒犯，怒容满面，但他们不屑一顾。他们把他拽出去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扬再次伸手从牌堆里拿了点什么。他们也没有看见我，奥斯卡，把自己新获得的鼓上的蜡烛头扫到地上，带走了鼓；蜡烛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他们用许许多多的手电照着我们；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手电的光照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也找不到房门。

　　他们在手电的光背后端着冲锋枪，只顾喊着：“出来！”扬和我已经站在过道里时，他们还一味地叫喊：“出来！”他们在叫科比埃拉，叫华沙来的康拉德，叫波贝克，叫生前在电报接收室工作的维施涅夫斯基。这些人竟然不听命令，这使他们害怕了。他们厉声吼着：“出来！”我忍不住放声大笑，民军这才明白，他们在我和扬面前出了洋相，于是停止了吼叫，并说道：“原来如此！”民军把我和扬带到邮局院子里，同那三十个人站在一起。他们都举起胳臂，手抱着后脖子，口渴难忍，被摄进了新闻纪录片。

　　民军刚把我们从旁门里押出来，新闻片的拍摄者就转动固定在一辆小轿车上的摄影机，把我们拍进那部很短的影片里。后来，这部短片在所有的电影院里放映过。

　　他们把我从站在墙下的那批人里拉出来。此时，奥斯卡想起自己是个侏儒，想起三岁孩子对任何事情都无需负责，又感觉到自己的脑袋和四肢疼痛难当，并让自己抱着鼓跌倒在地上挣扎。这次发作，半是真的，半是装假，并且始终紧紧抱住了我的鼓。他们把我抬起来，塞进一辆党卫军民军部队的汽车里，准备把我送到市立医院去。汽车开时，奥斯卡见到扬，可怜的扬痴呆而幸福地独自在傻笑，举起的手里捏着几张牌，左手捏着一张牌——我相信，那是红心Q——朝着乘车离去的儿子奥斯卡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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