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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奥斯卡跟在马策拉特、那个新航道人和那艘超载的芬兰船后面慢慢走着。我不时地回转身去,因为装船工把那个马头留在了航标下,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一群海鸥把它遮住了,像酒瓶绿的大海中一个闪闪发光的白窟窿,又像一片新洗干净的云,随时可以整洁地升到空中去。它们尖叫着遮掩了那只马头,那只不再嘶鸣而在尖叫的马头。

  我看够了以后,便跑步离开了海鸥和马策拉特。我连蹦带跳地跑着,一边用拳头捶铁皮鼓,赶过了现在正抽着短烟斗的装船工,来到防浪堤起点旁扬·布朗斯基和妈妈身边。扬还像方才那样扶着我妈妈,只是另一只手伸到她的大衣领子下面。妈妈的一只手也插在扬的裤兜里。可是马策拉特看不见这些,他离我们还远,并且正在用一张在防浪堤乱石间捡到的报纸,包那四条被装船工用石头砸晕了的鳗鱼。

  马策拉特赶上来了,挥动着那一捆鳗鱼,夸口说:“他要一个半,我给他一个盾就买下来了。”妈妈的脸色又见好了,两只手搁在一起。她说:“你休想我会吃你的鳗鱼。我今后不吃鱼了,鳗鱼更不吃了。”马策拉特笑着说:“别装模作样,亲爱的。人家怎么抓鳗鱼,你可是知道的,过去你还不是照样吃,甚至吃新鲜的。等我做好了,加上有花色的配菜,再来点色拉,看你吃不吃。”

  扬·布朗斯基没吭声,他已经及时地把手从我妈妈大衣里抽了出来。我敲起鼓,让他们别再谈鳗鱼,就这样一直到了布勒森。在电车站上以及上了拖车以后,我还敲鼓,阻止这三个成年人谈话。鳗鱼也没怎么动,比较安稳。到了萨斯佩,我们没有逗留,因为电车已经停在站上。刚过飞机场,尽管我还在敲鼓,马策拉特却开了腔,说他现在饿得慌。妈妈没有答理,她的目光避开我们三人,望着别处。末了,扬递给她一支“雷加塔”牌,她才转过脸来。扬给她点火,她把金色烟嘴塞进嘴唇中间去时,朝马策拉特莞尔一笑,因为她知道,马策拉特不愿看她在公共场合吸烟。

  我们在马克斯·哈尔贝广场下车,不管怎么说,妈妈挽起马策拉特而不是扬的胳臂,这个我已经料到了。扬同我并排走,搀着我的手,把妈妈抽剩的香烟吸完。

  进了拉贝斯路,信天主教的家庭主妇们还在那里拍地毯。马策拉特开寓所门时,我见到住在五楼的小号手迈恩隔壁的卡特太太正上楼梯。她右肩上扛着一条卷起的浅棕色地毯,用鲜肉色的粗壮胳膊扶着。两个胳肢窝里被汗水腌成并粘结在一起的金色腋毛在闪光。地毯的两头,一前一后地搭拉下来。要是她的丈夫喝醉了酒,她也会这样扛他的;但是她的男人已不在人世了。她一身肥肉,穿着波纹绸罩衫,从我们身边走过,难闻的气味直冲我的鼻子:阿摩尼亚味,泡菜味,碳化钙味——日子不同,味道也不同。

  接着,我听到从院子里传来那种均匀的拍打地毯的声音。它把我赶进屋里,仍紧追不舍,末了,我只好躲到卧室的衣柜里去,因为柜子里挂着的冬季大衣能起隔音作用,挡住复活节前那种噪音中最厉害的一部分。

  我躺进衣柜里,不仅由于拍地毯的卡特太太的缘故。妈妈、扬和马策拉特还没脱掉大衣,就已经为耶稣受难节的菜谱争吵起来。但是争吵的内容已不限于鳗鱼,同往常一样,又把我给搬了出来,当然是我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那个著名事件:全怪你,全怪你!——我现在去做鳗鱼汤,别那样装腔作势的!——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做鳗鱼。地窖里罐头有的是。去拿个鸡油菌罐头上来!把活板门关上,可别再出什么事。——别再念这本经啦!这里有鳗鱼,就是它了,加上牛奶、芥末、香菜和盐水土豆,再来一片月桂叶,加点丁香。——不要!——阿尔弗雷德,她不要吃,你就别做啦!——你别管,鳗鱼买来不是为扔的,我会收拾干净,洗干净的。——不要,不要!——咱们走着瞧吧!东西端上桌再看究竟谁吃谁不吃。

  马策拉特砰的一声关上起居室的门,到厨房里收拾去了。他存心把声音弄得很响。他在鳗鱼头部下面交叉划了两刀。妈妈的想像力也太丰富了,一听这声响就站不住,不得不坐到沙发榻上,扬·布朗斯基马上跟着坐下去。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手握着手,用卡舒贝话在那里窃窃私语开了。

  当这三个大人分成两处的时候,我还没有躲进衣柜,而是待在起居室里。瓷砖面火炉旁有一张儿童椅子。我坐在那上面摆动两腿,扬凝视着我,我知道自己妨碍他们,虽说他们也搞不出更多的名堂来。因为马策拉特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虽说看不见,但他像挥舞皮鞭一样地挥舞着半死不活的鳗鱼,显然在威胁他们。所以,他们只能互相握着对方的手,捏着,一个接一个地拉那二十个手指头,弄得嘎巴直响,终于使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从院子里传来的卡特太太拍地毯的声响难道还不够吗?这种声响不是已经透过了一道道的墙壁,虽然没有增加音量,却越发逼近了吗?

  奥斯卡从小椅子上滑下来。他不想突然离去,免得惹人注目,便在火炉旁边蹲了片刻,随后,专心致志地敲着他的鼓,跨过门槛,溜进卧室。

  我避免发出声响,便半掩了卧室的门,并断定没人会喊我回去,因而很满意。我还考虑了一下,奥斯卡究竟是钻到床底下去好呢,还是藏进衣柜里去。我宁愿藏进衣柜,因为钻在床底下会弄脏我这件过分讲究的、海军蓝的水手大衣。柜子的钥匙我刚好能够着,转了一下,打开镶镜子的门,用木棒把一件件套在衣架上再挂在横木上的大衣和冬装推到一边去。

  为了够着衣架,挪动这些沉重的服装,我只好踩到鼓上去。柜子中央终于有了一道空隙,虽然不大,但是奥斯卡要爬进去,蹲在里面,那地方是足够了。我费了一点力气,甚至把镶镜子的柜门也拉上了,我在柜底找到一条女用围巾,用它卡住柜门,留出一指宽的缝,既能透气,又能在必要的时候当瞭望孔用。我把鼓放在腿上,不再敲,连极轻的敲击都停止了。我坐在里面,木然地听任冬大衣的气味熏我,渗透到我的身上。

  多妙啊!有这么一个柜子,又有这些沉重的、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的衣服,让我差不多把所有的念头都集中在一起,扎成一捆,馈赠给想象中的某个人物,而他十分富有,庄重地接受了我的礼物,心中的快活却几乎没流露出一丝一毫。

  同往常一样,每当我聚精会神发挥我的想像力的时候,我就神游布鲁恩斯赫弗尔路那位霍拉茨医生的诊所,重温每星期三就诊时对于我最为重要的那部分内容。我所想的,不是那个医生——他给我做的检查,越来越繁琐了——而是他的助手。护士英格。给我脱衣服、穿衣服的是她,给我量身高、体重以及做试验的也是她,总而言之,霍拉茨医生给我做的试验,均由护士英格实际操作。她做得正确无误,但总有点粗暴生硬,每次都不无嘲讽地报告说:失败。但霍拉茨却称之为部分成功。我难得瞧一眼护士英格的脸,我的目光以及那颗时而被挑动的鼓手的心,仅安于领略她那身由于干净而显得更白的护士服,她当做帽子戴的轻飘飘的织物,以及一枚简朴无华、镶有红十字的胸针。

  注视她那身护士服一再更新的褶裥可真有意思。她的衣服里面有肉体吗?她那张脸越来越老,她那双手虽然千方百计地保养,却还是瘦骨磷峋,这都暗示,不管怎么说护士英格还是一个女人。当扬甚至马策拉特掀起我妈妈的衣服时,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护士英格是没有的,因此这证明她的体格与我妈妈的不同。她身上有一股肥皂味和令人困倦的药味。

  在她给我这小小的、据说是有病的身体听诊的时候,睡意就向我袭来,这种情形经常发生。那是从她白衣裳的褶裥里产生出来的轻微的睡意,石碳酸味笼罩下的睡眠,无梦的睡眠,但有时候,她的胸针远远地变大了,变成了天晓得是些什么东西:旗帜的海洋,阿尔卑斯山的红光,虞美人盛开的田野,准备起义,反抗谁呢?真是天晓得:反抗印第安人,樱桃,鼻血,公鸡的鸡冠,大量的红血球,直到占据了我的全部视野的一片红色,构成一种热情的背景。

  这种热情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无以名状,因为“红”这个小小的字眼不表达任何意思。鼻血同它无关,旗帜也会褪色,我尽管如此还是称之为“红”,红色便唾弃我,把它的大衣里外翻了个个儿:黑色,厨娘来了,黑色,吓得我脸色发黄,她骗我,说天上的蓝色掉下来了①,我不信蓝色,她骗不了我,也不能使我变绿,绿色是棺材,我躺在里面吃草②,绿色盖住了我,使我不见日光变成白色,白色又染黑,黑色吓得我脸色发黄,黄色骗我说是蓝色。我不相信蓝色是绿色,绿草地里开红花,红色是护士英格的胸针,她别着一个红十字,确切地说,别在她的护士服的衣领上;不过,无论在衣柜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我的想象很少能停留在这种一切象征中最单纯的颜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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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意为:弥天大谎。
  ②这里是回文,一种文字游戏,“棺材”(Sarg)倒读就是“草”(G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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