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33)_君特·格拉斯

三三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部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进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出。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出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高，因为他总是输牌。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马策拉特身上，但根据马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

　　马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马策拉特一再提出劝告，但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物——被马策拉特从钉子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子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感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坚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种最最阴森可怕的对抗局面：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处。

　　马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戴上了“党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也爱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穿一件皮茄克，戴着臂章。接着他买了第一件褐色衬衫，一星期以后，他又要添置屎褐色的马裤和皮靴。由于妈妈反对，又拖了几个礼拜，马策拉特终于穿戴上了全套制服。

　　一周之内，穿这种制服的机会有好几次，但是马策拉特每周只穿一次就满足了，那是在星期日去体育馆旁边的五月草场参加集会的时候。参加这一集会，他是风雨无阻的，而且不肯带雨伞。“任务是任务，喝酒是喝酒！”马策拉特说。这句话很快就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星期天早晨，他准备好午餐烤肉，就离开我妈妈，使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为扬·布朗斯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抓住星期天这个好机会，一色平民服装，来看我的被遗弃在家的妈妈，而这时，马策拉特正站在队伍里。

　　三十六计走为上。我只好悄悄溜走。我不想打扰和观察沙发榻上的这两个人。因此，等我穿制服的父亲一走，在穿平民服的扬——我当时已经认为，他可能是我的生身之父——踏进门之前，我便敲起鼓，离开家门，朝五月草场走去。

　　您会问，非去五月草场不可吗？请您相信我的话，星期天港口码头歇工，我也不会拿定主意到森林里去散步，而圣心教堂的内景当时对我还没有吸引力。当然还有格雷夫先生的童子军，但是，在童子军集会上那种受压抑的性爱和五月草场上那种喧闹的场面这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尽管您现在会把我说成是他们政治上的同路人。

　　在那里讲话的，不是格赖泽尔①就是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格赖泽尔从未特别引起过我的注意。他过于温和，后来他的区长之职被一个巴伐利亚人取而代之，此人名叫福斯特尔②，大胆泼辣得多。照理应当由勒布扎克来取代福斯特尔。是啊，如果勒布扎克不是驼背，那个菲尔特③就很难在我们这个港口城市称王称霸。纳粹党看出勒布扎克的驼背里蕴藏着高度的智慧，因此量材录用，任他为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精通他所干的那一行。福斯特尔只会用他那种令人作呕的巴伐利亚腔大喊大叫“回归帝国”，勒布扎克却能详加发挥。他会讲各种但泽方言，谈关于博勒曼和武尔苏茨基④的笑话，懂得如何同席哈乌的码头工人，奥拉的市民，埃马乌斯、席德利茨、比格尔维森和普劳斯特的市民讲话。他身上的褐色制服使他的驼背显得更加突出。逢到他对付过分认真的共产党人和答复几个社会党人有气无力的洁同时，听这个矮小子讲话，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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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阿图尔·格赖泽尔（1897～1946），自1934年起为但泽市参议院议长。他曾与纳粹签订条约，调整波兰与但泽的关系，战后被作为战犯在波兰处死。
　　②阿尔贝特·福斯特尔（1902～1948），1930年起为纳粹党但泽区长。1939年9月1日，他宣布关于但泽是自由市的条约无效、但泽并入德国以及他本人为唯一的行政长官。
　　③菲尔特，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此处指福斯特尔。
　　④博勒曼和武尔苏茨基，但泽笑话中的人物，分别象征德国人和波兰人。↓

　　勒布扎克很机智，会讲俏皮话，这他可以从驼背里信手拈来。他自称驼背勒布扎克，群众一听就乐。勒布扎克说，他宁肯失去驼背，也不能让共产党上台。显而易见，他不会失去驼背，隆肉是不可动摇的。因此，驼背是正确的，纳粹党也是正确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一种思想的理想的基础就是隆肉。

　　无论格赖泽尔和勒布扎克还是后来的福斯特尔，都是站在演讲台上向大家讲话的。这是小贝布拉先生倍加赞扬的那些演讲台中的一个。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把站在演讲台上、显得很有天才的驼背勒布扎克当成了贝布拉派来的使者。他身穿褐色制服，站在演讲台上，捍卫贝布拉的事业，从根本上说，也等于捍卫我的事业。

　　演讲台是干什么用的？建造演讲台的时候，根本不考虑将来登台的是谁，站在台前面的又是谁，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必须是对称的。体育馆旁五月草场上的演讲台，也是以对称为显著特点的。且让我们由上往下看：六面“于”字旗一字儿排开。下面是大旗、小旗、锦旗。台底下是一排党卫军，黑制服、冲锋帽，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接着是一排冲锋队，在唱歌和讲演时，他们用手捏着腰带扣。随后坐着几排一身制服的党员同志。在小讲坛后面，坐着的又是党员同志，一副慈母面容的妇女同盟领袖，穿平民服的市参议院代表，来自德国的宾客，警察局长或他的副手。

　　演讲台台基前，站着希特勒青年团①，确切地说，是本地少年队的军号队和本地希特勒青年团的军鼓队，使前台显得青春焕发。在某几次集会时，还有队伍左右对称的混声合唱队，或者喊口号，或者唱深受欢迎的《东风之歌》，据歌词中说，旗帜招展，需借东风，至于其他风向，统统不及东风能使旗帜充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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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希特勒上台后，实行国家“一体化”，即纳粹化，成立各种组织，如劳工阵线、妇女同盟、农民同盟等，此外还控制和毒化青少年。男孩子从六岁到十岁为“学龄团员”，满十岁升入“少年队”，十四岁正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按照与冲锋队相似的准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团体）；女孩子十岁到十四岁加入“少女队”，满十四岁转为“德国女青年团”团员。↓

　　吻过我额头的贝布拉还说过：“奥斯卡，切莫站在演讲台前。像我们这样的人，应当站在演讲台上！”

　　我多半能在妇女同盟领袖中间找到一个座位。遗憾的是，这些太太在集会期间出于宣传的目的，不停地抚摩我。由于军鼓队不要我的鼓，所以我不得加入到台基前定音鼓、小鼓和军号的队伍里去。我想同区训导主任勒布扎克搭讪，可惜没成功。我完全把他搞错了。他既非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是贝布拉的使者，对我身材真正的大小也一无所知，尽管他自己的隆肉大有见长的希望。

　　一次星期天集会时，我在演讲台上走到台前，对勒布扎克行了纳粹党的举手礼，先是目光炯炯地望着他，随后眨巴着眼睛低声向他说：“贝布拉是我们的元首！”勒布扎克并没有恍然大悟，而是像纳粹党妇女同盟的领袖们一样地抚摩我，末了，他让人把奥斯卡从演讲台上领走，因为他得继续演讲。德国女青年团的两个领导人把我夹在中间，在整个集会过程中，一直问我“爹娘”的情况。

　　因此，毫不足怪，我在一九三四年夏还没有受到勒姆①政变影响之前，就已经开始对党感到失望。我越是长久地从正面去观察演讲台，越是怀疑那种对称——虽有勒布扎克的驼背，但未能充分将它衬托出来。我的批评首先针对那些鼓手和军号手，这是不难理解的。一九三五年八月一个闷热的星期天，我在集会时同演讲台台基前的青年鼓手和军号手进行了一番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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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勒姆（188～1934；旧译罗姆），冲锋队参谋长。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勒姆提出“第二次革命”的口号，企图控制军队。希特勒于1934年6月30日对勒姆一派进行了血腥清洗，从而把德国陆军拉到他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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