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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直到今天,每当布鲁诺在我房间里擦玻璃窗的时候,我就在鼓上敲出这首童谣的节奏。

  邻居孩子们唱的讽刺歌倒也罢了,使我尤其是我的父母更加感到麻烦和恼火的,乃是我们这个住宅区里凡被没有教养的小无赖故意打碎的玻璃,都算在我的账上,甚至归咎于我的声音;并要我们出钱赔偿。起先,别人家厨房的窗玻璃碎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被人用弹弓打碎的),我妈妈就老老实实地赔钱,后来,她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每当人家来要求赔偿时,她就瞪着她的讲究实际的、冷灰色的眼睛,要别人拿出证据来。而邻居们也确实冤枉了我。当时,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认为我有一种儿童的破坏狂,认为我莫名其妙地憎恨玻璃和玻璃制品,一如儿童在胡作非为时所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憎恶心理那样。只有爱玩耍的孩子,由于调皮捣蛋,才会干出破坏的事来。我从来不玩耍,只是在我的鼓上干我的事,至于我的声音,仅仅在需要自卫时,我才运用它。唯有当我持续击鼓的权利受到威胁时,我才有的放矢地运用我的声带作为武器。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倒想用同样的声音和手段把格蕾欣·舍夫勒想入非非地设计的、图案错综复杂的、无聊的桌布剪个粉碎,或者把钢琴上那层颜色黯淡的油漆刮下来,而宁愿不去震碎任何玻璃制品。

  可是,我的声音既不能剪碎桌布,也不能刮掉油漆。我既不能用不倦的叫声揭下糊墙纸,也不能像石器时代的人打燧石那样,用两种拖长的、一鼓一凹的声音使劲摩擦,生出热来,最后爆出火花,把起居室两扇窗前干燥得像火绒、被烟草熏出味儿来的窗帘点着,燃成装饰性的火焰,更不能折断马策拉特或亚历山大·舍夫勒坐的椅子的腿。我宁愿要一种不起破坏作用又不太神秘的自卫武器,但是,没有任何不起破坏作用的武器愿意为我服务;此外,又只有玻璃听从我的吩咐,这样就不得不为它赔钱。

  我在三岁生日过后不久,第一次成功地作了如下的表演。这面鼓在我手里也许刚到四个星期就被敲坏了,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实在太勤奋了。虽然红白相间的火焰形图案的边框仍旧把鼓面和鼓底连在一起,但是鼓面中央的窟窿已经很显眼了。由于我不屑把鼓翻过面来,窟窿便越敲越大,撕开了好几道口子,裂成锋利的锯齿,迸出一些由于敲打而变薄了的碎铁皮,掉进鼓身里去。我每敲一下,这些碎片就在里面劈啪作响,像是满腹怨气地在发牢骚。此外,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卧室里红棕色的地板上,到处是闪闪烁烁的白漆皮,因为它们不再愿意在被我敲苦了的铁皮鼓上呆下去了。

  裂开的铁皮锋利异常,他们担心会割破我的手,尤其是马策拉特。自我从地窖台阶上摔了那一跤以后,他总是小心加小心,现在又劝我敲鼓的时候千万要留神。当我两手快速敲击时,我的动脉确实同锯齿形的窟窿只差毫厘,因此,我不得不承认,马策拉特表示的担心尽管言过其实,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本来嘛,只要他们买一面新的鼓,就可以排除任何危险;可是,他们根本没想到要买新的,而是想把我这面旧鼓拿走。啊,多好的鼓啊!它跟我一同摔跤,一起进医院,出医院,跟着我上楼梯,下楼梯,走上鹅卵石路面和人行道,从那些玩“酸鲱鱼,一二三”、“我看见的你看不见”和“黑厨娘,你在吗?”等游戏的孩子们身旁走过。可是他们却想从我手里夺走这面鼓,又不打算买一面新的来代替。他们想用破巧克力糖来引诱我。妈妈手里拿着它,撅起了嘴巴。

  马策拉特装出严厉的样子,抓住我的残破的乐器。我紧抱着这面破鼓。他拉着。我的气力本来只够敲鼓,现在渐渐不支了。一条接一条红火舌从我手里慢慢地滑出去,整个圆柱形的鼓身快要从我手里被拽走了。这当口,奥斯卡——直到那天为止,他一直是个文静的孩子,甚至有点太乖了——第一次发出了那种破坏性的、有效的尖叫声。蒙在我家落地钟蜂蜜黄的钟面外防灰尘和死苍蝇的磨光圆玻璃碎了,掉在红棕色的地板上——由于地毯不够长,离钟座还有一段距离——摔了个粉碎。

  可是,这台贵重的机械的内部构造并没有损坏,钟摆依然平稳地在摆动,时针也安然地在移动。里面那口报时钟,平常很敏感,简直有点歇斯底里,稍稍碰撞一下,或者屋外驶过一辆运啤酒的卡车,它就会有所反应,可是,我的尖叫声却对它毫无影响。唯有玻璃破了,粉碎了。“钟坏了!”马策拉特喊道,同时松开了鼓。我瞥了一眼,确信我的叫声并没有损坏钟本身,仅仅是玻璃没有了。可是,马策拉特,我妈妈,还有那个星期天下午正巧来访的表舅扬·布朗斯基,他们都以为坏了的不止是钟面外的玻璃。他们脸色发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分头走到瓷砖火炉、钢琴和碗橱旁,死死地站在那里,不敢动一动。扬·布朗斯基像哀求似的眯着眼睛,启动干燥的嘴唇。我至今还认为,他是在默念祷词,祈求援助与怜悯。他念的或许是:“啊,上帝的羔羊,你除去世人罪孽——怜悯我们吧!”这段经文念了三遍以后,他又念另一段:“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

  主自然什么话也没说。钟也没有坏,只是玻璃碎了。成年人同时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特、非常幼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孩子。时钟也许是成年人所能制造的最了不起的东西。它证明成年人可以成为创造者。他们胸怀大志,勤奋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是可以成为创造者的。但是,他们创造了一件东西之后,随即又成为自己划时代的发明物的奴隶。

  时钟是什么?没有成年人,它就什么也不是。成年人给它上发条,把它拨快或拨慢,送到钟表匠那里去检验、拆洗,必要时还请他修理。另外一些现象,要是没有成年人乱猜瞎想,也同样毫无意义,譬如布谷鸟过早地停止鸣叫,盐罐倒放,大清早见到蜘蛛,黑猫待在左边,他们都认为是不祥之兆。正如他们见到表舅的油画从墙上掉下来就觉得是什么预兆(其实只是因为钉在灰泥里的钩子松动了)。成年人在镜子里见到的时钟的背面和内部,总要比时钟本身能显示的多点什么。

  我妈妈呢?尽管她有时也不免要胡思乱想,但毕竟有冷静务实的眼光,并且像她平日做人那样,轻率地把任何可疑的征兆都往好的方面去解释。当时,她想起了一句话,使大家听后都顿感宽慰。

  “碎片带来好运气!”她喊道,,边咬着手指,拿来了畚箕和扫把,将碎片,也就是好运气,扫在一起。

  妈妈的这句话,如果按字面去理解的话,那么,我已经给我的父母、亲戚、朋友以及不相识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好运气;他们中间有谁要想夺走我的鼓,我就用叫声和歌声震碎他们的窗玻璃、斟满啤酒的杯子、空啤酒瓶、散发出春天芳香的香水瓶、盛假水果的水晶碗,总而言之,把一切在玻璃厂里由玻璃工人吹制成的、在市场上按原料或按人工议价出售的玻璃制品震个粉碎。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爱好造型很美的玻璃制品,因此我总是力图避免造成太大的破坏。晚上,如果他们想要拿走我的鼓,不让我把它带到小床上去的话,我就把卧室里吊灯上的四只灯泡震碎一只或者一只以上。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初我四岁生日那天,我的父母亲、布朗斯基夫妇、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舍夫勒夫妇以及格雷夫夫妇送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锡士兵,一艘帆船,一辆救火车,就是没送铁皮鼓。

  他们想让我玩锡士兵,玩救火车,他们不喜欢被我敲破了的、但毕竟是我最心爱的鼓,他们想把它从我手里拿走,硬把那艘笨头笨脑、船帆安得不是地方的帆船塞到我手里。他们都有眼睛,但是唯一的用途,就是无视我和我的愿望。于是,我大叫一声,把我家吊灯上的四只灯泡全部震碎,把那些给我祝寿的人们统统置于创世以前的黑暗之中。

  瞧那些成年人哪!他们先是惊呼狂叫,极度渴望回到光明中去,之后他们又习惯了黑暗。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是除去斯特凡·布朗斯基以外唯一没能从黑暗中捞一把的人。她到店铺里去取蜡烛,尖声怪气的斯特凡拉着她的裙子跟在后面。她拿着点燃的蜡烛回来,照亮了房间,只见其余喝寿酒喝得醉醺醺的人们双双俩俩,结成了叫人稀奇的对偶。

  不出我所料,我妈妈上衣散乱,坐在扬·布朗斯基膝上。看到短腿面包师亚历山大·舍夫勒几乎消失在格雷夫太太怀里,实在倒人胃口。马策拉特在舔格蕾欣·舍夫勒的马齿和大金牙。只有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坐着,双手搁在怀里,在烛光下,她的母牛眼睛非常虔诚。她离蔬菜商格雷夫不远,但又不太近。格雷夫没有喝酒,然而他却在唱歌,歌声很甜,却又忧郁感伤。他用歌声邀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同他合唱。他们唱起一支二声部的童子军歌曲,歌词大意是某个名叫吕贝察尔的山神在巨人山脉游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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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首童子军歌曲创作于1923年,歌中诉说捷克斯洛伐克建国后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不自由,并请求巨人山脉的山神吕贝察尔来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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