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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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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当时的司炉雅科夫一样,现在奥西普的形象在我脑子里变得高大了,遮住了一切的人。他有些地方跟司炉非常相象,但同时又使我联想起外祖父、鉴定家彼得·瓦西里耶夫、厨师斯穆雷。他一方面使我想起了所有深留在记忆中的人们,另一方面又在我的记忆里,留下自己深刻的影子,好象铜绿锈在钢钟上。可以看出,他有两种思想的系统:白天在人们中劳动的时候,他的思想清楚、平凡、事务式的,比较容易了解;休息的时候,傍晚带我到街上去访问他那开煎饼店的女朋友的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所表现的思想就完全不同了。在夜间,他有一种特别的思想,好象路灯的火光一样有许多方面。这些思想很好地发着光,可是不知道哪方面是它的真面貌,而且也弄不清这些思想的哪一方面是接近奥西普,是对他最宝贵的。 他好象比我以前见过的一切人都要聪明得多。我用环行在司炉雅科夫周围的那种心情来往在他的身边——我想看透这个人,了解这个人,可是他闪动着,躲避着,总是难于捉摸。真实的他躲藏在什么地方呢?在他身上,哪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呢? 我记得起对我这样说过: “你找找看:真正的我藏在什么地方?好,你找吧。” 我的自尊心受伤害了。而且他伤害了我的比自尊心更高的东西。弄明白这个老头儿,对我说来是万分必要的。 他虽然难于捉摸,但很坚定,好象即使他再活一百年,也依然是这样一个人,在不坚贞得出奇的人们中间,也能坚定地守住自己。鉴定家的坚定也使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但那是使人很难受的,而奥西普的坚定不同,他使人愉快。 人们的动摇性,强烈地映在我的眼里,他们象变戏法一样,从这个姿势变成那个姿势,对于这些打击着我的无法解释的跳跃,我已经不再惊异了,这种跳跃,使我对于人们的热切的兴趣慢慢地消失了,搅乱了我对他们的爱。 七月初的一天,在我们工地上,飞快地来了一辆破马车。 车夫台上,一个喝醉酒的满脸胡子的汉子,阴沉地坐在那里打饱噎。他没戴帽子,嘴唇被打破了。马车里面,喝醉的格里戈里·希什林摊脚摊手地躺着,他的身边一个肥胖的红脸女人,挽住了他的胳臂。这女人戴一顶缀着红带子和玻璃樱桃的草帽,一只手张一顶洋伞,赤脚穿着橡皮套鞋。她把洋伞挥舞着,乱颤着身体,大声地笑嚷:“真见鬼。市场没有开幕,还休息着,可是他们带了我来。 ……” 格里戈里的神情萎靡不堪,衣服很皱。他从马车上爬下来,坐在地上,眼泪汪汪地向看着他的我们诉苦:“跪在地上告诉你们,我犯了大罪了。我想了一想,就犯下了罪——弄成这副样子。叶菲穆什卡说:格里沙,格里沙……他确实这样说,可是,诸位,饶恕我吧。我给你们大家请客。他说得对: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玩吧……”女人大声笑着,双脚乱跺,跺掉了套鞋,车夫却沉着脸叫:“快上来,开车啦。你们这些大嗓门,咱们走吧,马站不住啦。” 这是一匹衰老的劣马,满身大汗,跟埋在地里一样站在那儿,所有这一切凑在一起,显得十分可笑。格里戈里的徒弟们望着自己的工头、打扮起来的女人和傻头傻脑的车夫,哄然地笑着。 只有福马一个人没有笑,他同我并立在铺子门口,低声说:“这猪猡发疯了……家里有老婆,挺漂亮的娘们。” 车夫连连催促着要走,女的从马车上下来,抱格里戈里上车,把他放在自己脚边,摇着伞叫:“走吧。” 徒弟们善意地拿工头开玩笑,羡慕他,后来福马喝了一声,大家又做起工来。看来福马见了格里戈里的丑态,心里很难过。 “这也叫做工头。”他咕噜着。“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快回乡下去了……熬不住啦……”我替格里戈里难受,他和那个带着玻璃樱桃草帽的女子在一起,实在荒唐。 我常常想,为什么格里戈里当工头,而福马却当伙计呢? 福马是个强壮、白净、鬈发的青年,圆脸,鹰鼻子,聪明的灰色眼,不象一个平民,要是好好打扮起来,简直是个公子哥儿。他阴沉,不爱开口,一说话就很认真。因为他识字,替工头掌会计,计算开支,善于督促同伴好好做工,但自己做起工来总是不大愿意的样子。 “全部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他沉静地说。关于书,他轻蔑地说:“什么都可以印出来的,随便什么,我都能给你杜撰出来,这有什么了不起呀……”但他对一切事都很留心,若是他对什么感到兴趣,就寻根究底地问。他总是想着自己的什么,一切都用自己的尺度去衡量。 有一次我对福马说,你可以去当工头,他懒懒地说:“要是一下子能挣十万儿八千也罢了……为了挣一点点小钱管一大伙人,去找这种麻烦可没有意思。我还是等有机会到奥兰基进修道院去。我脸蛋儿漂亮,又有劲,说不定会被一个寡妇老板娘爱上。世界上常有这样的事——谢尔加茨城有一个小伙子,两年工夫碰上了运气,在这个城里讨了一个老婆,还是个姑娘。他给人家送圣像去,被那女的爱上了……”这是他预先想好的。他知道许多这类在修道院出家,结果轻易走上幸运之路的故事。我不爱他的故事,也不爱他那种想法,但我不怀疑他将来会进修道院。 后来市场开幕了,大家意想不到的,福马却进吃食店当了跑堂。我虽不能说他的同伙们认为奇怪,但从此大家都拿他开玩笑,休息天出去喝茶的时候,大家玩笑着说:“走,找我们跑堂的去吧。” 到了吃食店里,就装作客人的声气,叫:“喂,跑堂的。鬈发的,过来。” 他跑过来,略抬起头来问: “用点什么呢?” “不认得老朋友了吗?” “没工夫,忙得很……” 福马知道同伙们轻视他,想拿他开玩笑,他用等待的眼色向他们枯燥地望着,脸上毫无表情,好象在说:“喂,快点,开玩笑吗……”“要小账吗?”他们问,故意用手指在钱袋里掏摸了半天,结果是一个戈比也不拿出来就走了。 我问福马,他不是本来打算到修道院去的吗?为什么当了跑堂? “我没打算当修道士,”他回答。“当跑堂也只是暂时的……”过了约莫四年,我在察里津遇到他,还是在吃食店里当跑堂。后来在报上见到,他因偷盗未遂案被捕了。 特别使我震惊的,是石匠阿尔达利昂的经历,他在彼得一伙中是年纪最大的,也是最能干的工人。这位四十岁的黑胡子的快活的人,也使我抱同样的怀疑——为什么他不当工头,却叫彼得当?他不常喝酒,几乎没有喝醉过,做工很有本领,也喜欢自己的工作。砖头在他的手里,就跟红鸽子一样飞着。害病的、脸色阴沉的彼得跟他比起来,简直是一伙中无用的废物。关于工作,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替人家盖砖头房子,替自己造木头棺材……”阿尔达利昂常常精神十足,一边砌着砖头,一边喊:“喂,大家使点劲呀,看在上帝分上。” 他对大家说,明年春天,他要到托木斯克去,因为他的一个姐夫在那里包下了一件造教堂的大工程,要他去当监工。 “我已经决定去,我喜欢造教堂,”说着,他又向我提出:“你同我一起去好吗?老弟,在西伯利亚,识字的人很有用处,到了那边,识字是个法宝。” 我答应了,他就得胜地喊: “好极了。这是认真的,不是说着玩……”他对待彼得和格里戈里象大人对孩子一样,带着善意的嘲笑,他对奥西普说:“大家都是吹牛的家伙,老想互相夸耀自己的聪明,好象在那儿玩牌,一个说我的牌如何如何,另一个说:看呀,我的牌都是王牌。” 奥西普含糊地说: “有什么办法?吹牛是人的脾气,娘儿们不是都挺着奶子走路吗……”“大家都唉声叹气地叫着上帝……可是暗中都在那儿攒钱。”阿尔达利昂不肯甘休。 “可是格里沙攒不起来……” “我是说我的那个当头的,我真想跑到森林旷野里去……哼,在这儿实在呆腻味了。到了春天,我要上西伯利亚去……”工人们羡慕阿尔达利昂说:“我们要是有象你姐夫那样的靠山,也不会害怕到西伯利亚去了……”阿尔达利昂忽然不见了,星期天他跑出了自己队伙的工房,约有三天,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大家不安地推测着: “莫非被人杀死了?” “要不就是游水淹死了?” 不料叶菲穆什卡跑回来,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说:“阿尔达利昂在外面鬼混哪。” “胡说。”彼得不相信地喊叫了一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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