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3)_在人间_高尔基

第十五章(3)

　　从直接和间接的意义上，我的肉体上，在精神上都有过这一切的行为。只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我才没有受到致命的重伤，没有变成终生的残废。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忍耐、对于外部条件的力量的屈服更可怕的使人残废的东西。

　　如果我终于变成一个残废者躺进坟墓，那么我在临终的时候，依然可以骄傲地说：那些善良的人，在四十年之中，拚命想使我的心变成残废，但他们的一番辛苦都白费了。

　　想闹着玩，想使人家高兴，使人家笑，那种激烈的愿望愈加频繁地驱使着我。我常常做到了这一点，我会假扮尼日尼市场上那班买卖人的脸相，把他们的情形讲给人家听。我模仿乡下男女买卖圣像的神气，掌柜如何巧妙地欺骗他们，鉴定家们怎样吵嘴。

　　作坊里的人都大声笑了，有时师傅们看着我的表演，放下手里的工作，但在这以后，拉里昂诺维奇总是劝告我：“你顶好是在夜饭后再表演，免得妨碍工作……”“表演”完了，我好象放下重担，心里觉得轻松了。半小时一小时之间，头脑里很清爽。但是过了一会儿脑子里好象又装满了尖锐的小钉子，在那里钻动着，发起热来。

　　我觉得在我四周滚沸着一种什么泥汤，而我自己也好象慢慢地在那里面煮烂了。

　　我想：

　　“难道整个生活就是这样的吗？我要同这些人一样生活下去，不能活得更好一点，不能找到更好的生活吗？”

　　“马克西莫维奇，你生气啦，”日哈列夫注视着我说。

　　西塔诺夫也常常问我：

　　“你怎么啦？”

　　我不知怎样回答。

　　生活顽固而粗暴地从我的心上抹去美面的字迹，恶意地用一种什么无用的废物代替了它。我愤慨地对这暴行作强悍的抵抗。我和大家浮沉在同一条河水里，但水对我是太冷了，这水又不能象浮起别人一样轻易地把我浮起，我常常觉得自己会沉到深底里去。

　　人们对待我越加好起来，他们不象对巴维尔那样喝斥我，也不欺侮我。为着对我表示敬意，用父称叫我。这很好，但看了许多人狂饮的情景，喝醉以后他们那种讨厌的样子，和他们对女子的不正常的关系，心里实在痛苦，虽然我也知道，酒和女人在这种生活中是唯一的安慰。

　　我时常痛心地想起，连那个聪明大胆的纳塔利娅·科兹洛夫斯卡娅自己也说女人是一种安慰。

　　那么，我的外祖母呢？还有，那位“玛尔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感到一种近于恐怖的感情。她与大家是那样不同，我好象是在梦里见过她。

　　我非常多地想到女人了，而且已经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下次休息日，我是不是也到大家去的地方去呢？这不是肉体的要求，我是健康好洁的人，但有时候，却发疯似的想拥抱一个温柔而聪明的人，象告诉母亲一样，把我心里的烦恼，坦率而且无穷无尽地向她倾诉。

　　巴维尔每晚上都告诉我，他同对门房子里的女佣发生的罗曼史，我非常羡慕他。

　　“是这么一回事，兄弟：一个月以前，我拿雪球扔她，还不喜欢她。但现在坐在长凳子上紧紧偎着她——再没有比她更可爱的了。”

　　“你们谈些什么？”

　　“当然什么都谈。她对我讲自己的身世，我也对她讲我的身世。以后我们亲嘴……只是她这个人很正派……老弟，她人怪好的。……唔，你象个老兵一样地抽烟。”

　　我烟抽得很多，抽醉了，心里的忧愁和不安就都麻木了。

　　幸而我不爱喝伏特加，我讨厌它的气味和味道。但巴维尔却爱喝酒，喝醉了就伤心痛哭：“我要回家去，回家去。让我回家去吧……”我记得他是孤儿，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也没有兄弟姊妹，大约从八岁起就寄养在别人家里。

　　正当情绪这样激动不满的时候，更加受了春天的诱惑，我决定再到轮船上去干活，等船开到阿斯特拉罕就逃到波斯去。

　　为什么决定去波斯，这理由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或者只因为我曾在尼日尼市场上见到波斯商人，觉得非常合意的缘故：他们跟石像一样盘膝坐地，染色的胡子映在太阳光中，沉静地抽着水烟袋，他们的眼睛又大又黑，好象天底下的事没有他们不知道的。

　　说不准我真会逃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复活节的那一周，一部分师傅回乡去了，留着的也只有一天到晚喝酒。因为天气很好，我到奥卡河边去散步，在那里碰到了我的旧主人，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着薄薄的灰大衣，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含着烟卷，帽子戴到后脑壳，他的和蔼的脸，对我做着友好的微笑，有一种令人倾心的快活的自由人的风度。旷野里，除了我们两个，没有别人。

　　“啊，彼什科夫，恭喜基督复活了。”

　　我们接吻三次，他问我生活过得怎样，我坦白地告诉他：作坊、城市，一切都已经厌倦，因此想到波斯去走走。

　　“算啦，”他认真地说。“什么波斯不波斯呀？见鬼。老弟，我知道，我在你这样年纪的时候，也想远走高飞。……”他虽然开口就见鬼见鬼的，我听了却挺舒服。他的身上有一种美好的春天的气息。他显出一副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样子。

　　“抽烟？”他问，向我伸出一只装着粗大的烟卷的银烟盒。

　　这可终于把我征服了。

　　“唔，彼什科夫，再到我这里来吧。”他向我提议。“今年市场里的建筑工程我包下了有四万多，兄弟，你明白吗？我派你到市场上去，替我当个象监工的人，材料运到，你收下来，按时分配到一定场所，防备工人们偷盗，好吗？薪水一个月五卢布，另外每天给五戈比中饭钱。你同我家里女人们不相干，早出晚归，不要管她们。不过你别说我们是在路上碰到的，你装做随便跑来就得。多马周的星期天，你来好啦——就这样吧。”

　　我们象朋友一样分别，他握了握我的手走开去，甚至远远地殷勤地摇着帽子。

　　回到作坊里，我告诉他们我要走，开始，大半的人都表示了使我感到荣幸的惋惜之情，巴维尔尤其不好过。

　　“你想想，”他责备我说。“咱们在一起惯了，你怎么能跟那些杂七杂八的乡下人过活？木匠，彩画匠……你这是干什么。当家师父不做倒去做香火和尚……”日哈列夫咕噜说：“鱼往深处游，漂亮小伙子却往狭处钻……”作坊里给我举行的饯别会，是很愁闷而枯燥的。

　　“当然是什么都应该试一下，”醉得脸发黄的日哈列夫说。

　　“不过最好一下就抓紧一件什么做下去……”“做一辈子，”拉里昂诺维奇低声补充说。

　　但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勉强的，好象只是一种义务。我同他们联结着的那根绳子，好象立刻霉断了。

　　喝醉了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发着沙嗓子说：“我一高兴，让你们都到牢里去。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呀？嘿，嘿……”和平时一样，墙旁边靠着没有脸部的未画完的圣像，天花板上贴着玻璃球。早已不在灯下做夜工了，它们好久没用，罩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四周一切，都深深留在我记忆里，就是闭着眼，在黑暗中，也看得见地下室的全景：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画笔和笔插、圣像、放在屋角上的脏水桶、水桶上面消防夫帽子似的铜的洗手钵、从高板床上垂下来戈戈列夫的发青的象淹死鬼的脚似的赤脚。

　　我想早一点离开，但是俄国人是喜欢拖延悲哀的时间的，同人分别，也好象做安魂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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