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2)_在人间_高尔基

第十四章(2)

　　他们出去后，我在门口的地板上，同巴维尔·奥金佐夫一起睡了。他很久地辗转不能入睡，发出鼻息声，忽然低声哭泣起来：“你怎么了？”

　　“我很可怜他们，”他说。“我同他们一起生活已经四个年头了，他们的情形我很熟悉……”我也觉得他们可怜。我们好久都睡不着，低声地谈论着他们，我们看出他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性格，而且他们每个人还有一种什么东西加强着我们两个孩子对他们的同情。

　　我和巴维尔·奥金佐夫两个人处得挺好，后来他学成了一个出色的工匠，但没有多久，当快近三十岁的时候，喝酒喝得很凶。后来我在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遇见他，已变成了一个流浪汉。不久前听说他已经害伤寒病死了。想到在我的一生之中，有多少善良的人，都毫无意义地死去，真是可怕。

　　一切的人，逐渐使尽了精力——死去了，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无论在哪里，也没有象在我们俄国，这样可怕地迅速和毫无意义地使人早衰……他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圆脑袋的孩子，活泼、伶俐、正直、天资很高：善于画鸟、猫和狗。他给师傅们画漫画像，常常把他们画成鸟儿，画得出奇地神似。西塔诺夫是一只独脚站立的垂头丧气的鹬鸟，日哈列夫是一只鸡冠破碎的，头上没有羽毛的公鸡，害病的达维多夫是一只凶相的水鹊子。但巴维尔最好的杰作，是涂金师戈戈列夫老头儿，蝙蝠的形状，大耳朵，可笑的鼻子，六爪的小脚；他圆圆的黑脸上，眼边一道白圈，瞳孔象扁豆，横在眼睛里，这使他的脸显出一种栩栩欲活的非常卑鄙的表情。

　　巴维尔把漫画给师傅们看时，大家都没生气，可是戈戈列夫的画像，却给人不快的印象，于是都劝告这个艺术家：“最好把它撕了，老头儿看见会要你的命。”

　　肮脏腐朽的，永远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是一个叫人讨厌的信徒，处处都阴险，常把作坊里的事向掌柜搬嘴。铺子里老板娘打算把她侄女嫁给掌柜，因此他俨然把自己认做这个店铺和所有人的主人。作坊里的人都恨他，可是也怕他，因此对戈戈列夫也怀戒心。

　　巴维尔狂热地使尽种种方法捉弄涂金师，好象抱定宗旨不让戈戈列夫有一分钟的安静。我也尽可能帮助他，师傅们瞧着我们的几乎总是极端粗野的恶作剧都挺快乐，但是警告我们：“小伙子，你们会吃苦头的。会给‘金龟子’赶出去的。”

　　“金龟子”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趁涂金师睡着了，我们把颜料画在他脸上。有一天他喝醉酒睡着了，我们在他鼻子上涂了金，整整三天，海绵似的鼻沟里，一直沾着金屑洗刷不去。每次我们惹老头儿发急的时候，我就记起船上那个矮小的维亚特兵，心里感到不安。戈戈列夫年纪虽老，却有很大的气力，一不小心被他抓住，就把我痛打一顿；打了我们，还要去向老板娘告状。

　　她也是每天带着酒气的，因此总是很和气，很快活，她拚命威吓我们，用肿胖的手拍拍桌子，嚷道：“小鬼，你们又胡闹啦？他年纪老了，要尊敬他呀。是哪个把煤油斟到他酒杯里的？”

　　“是我们……”

　　老板娘惊奇了：

　　“啊呀，他们居然自己承认呢。该死的，老年人要尊敬呀。”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告诉了掌柜，于是他生气地向我说：“是怎么回事，你会念书，还会看《圣经》，这么胡闹？你得好好儿留意，小伙子。”

　　老板娘是一个独身女人，非常可怜；常常喝了甜酒，坐在窗边歌唱着：没有可怜我的人，也没有爱惜我的人，没有人听见我的叹声。

　　也没人听我诉说伤心事。

　　她啜泣着，拉长着老人的颤音：

　　“呀，呀，呀……”

　　有一天，我看见她拿着一壶煮沸的牛奶向楼梯走去，她的脚忽然一蹩，身子蹲倒，沉重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可是手里的壶还没有放开。牛奶泼了她一身，她就伸直两手，对着壶生气地嚷：“你怎么啦，瘟神，你要往哪儿去？”

　　她不肥胖，身体却软得无力，好象一只已经不会捕鼠的老猫，却因为吃得好，身子笨重，只会哼哼着回想自己的成功和享乐。

　　“可是，”西塔诺夫沉思地皱着眉说。“过去家大业大，是一个很兴旺的作坊，做工的有些也很有本领，但现在是什么都不行了，一切都操在‘金龟子’的手里。任你多辛苦，也只是替别人出力。想到这件事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掉，什么都觉得没意思，很想什么都不干，只是躺在屋顶上，看着天空，睡过一夏天……”巴维尔·奥金佐夫也领悟了西塔诺夫的思想，用大人一样的姿势抽着香烟，高谈着上帝、醉酒、女人，以及一些人在创造，另一些人不管好歹地胡乱破坏，一切的事业总是落空等等议论。

　　这时候，他的机敏可爱的脸，皱得象一个老人。他坐在地板上的铺位里，抱着两个膝头，长久地望着蔚蓝的四方形的窗子，望着压满积雪的柴棚的屋顶，望着冬天空际的星星。

　　工匠们打着鼾声，发出牛鸣一般的呓语，有人含混地说着梦话，达维多夫在高板床上咳嗽着，度他最后的余生。屋角上，横躺竖卧着被睡眠与醉酒紧紧捆住的所谓“上帝的仆人”卡别久欣、索罗金和佩尔申。没有脸和手脚的圣像从墙边张望着，油、臭蛋、地板缝里腐化的尘埃，发散着沉闷的恶臭。

　　“老天呀。我真替大家伤心。”巴维尔低声说。

　　这种对他人的哀怜，愈加扰乱了我的心。上面说过，我们觉得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而生活都很不好，这都不是他们所应该受的难堪的苦闷。当冬天刮大风雪的日子，房舍和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摇晃着，叫吼着，哭泣着，大斋的钟声悲戚地鸣响着，寂寞象波浪似地流进作坊里来，铅一样沉重地压着人们，不留余地在他们身上压死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最后，把他们赶进酒店里，或是同酒一样被当作遗忘的手段的女人那里去。

　　在这样的夜晚，书是没有用处了，于是我同巴维尔便用自己的办法使大家高兴：用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戴上用麻做成的胡子，演出我们编造的喜剧，很勇敢地和烦闷作战，使大家发笑。我记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把它改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假装快乐地砍着设想的瑞典人的脑袋，演着有趣而可笑的戏剧。观众都大声地笑。

　　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中国鬼秦友东的故事，巴什卡扮这个想做善行的可怜鬼，其他一切角色都由我担任。我一会儿扮男，一会儿扮女，又扮各种物象，扮善鬼，甚至也扮石头，让中国鬼每次因做不成善行而伤心的时候，坐着休息。

　　观众大声地笑。我奇怪为什么这样容易逗他们笑。因为太容易了，反而使我觉得难受。

　　“啊，小丑。”“瞿，冤家。”人们这样向我们叫喊。

　　但越往下演越令我觉得悲哀比欢乐更接近这些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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