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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决定了,我要去喀山大学读书。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进入大学。

  我上大学的念头是由一个各叫尼古拉·叶甫诺夫的中学生引起的。他有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生着副漂亮脸蛋儿,是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当时他就住我们那栋房阁楼上,他因为常见到我读书,就留心我,于是我们相识了。认识没多久,叶甫里诺夫就下断论说我“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

  “您就是为科学研究而生的。”他蛮帅气地甩动着马鬃似的长发对我说。

  那时我根本就不明白,即使一只小家名义,都可以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呢。但叶甫里诺夫煞费苦心地向我证明,大学里面需要的正是我这种人。当然了,也必不可少地讲述了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故事。他还说,到了喀山可以住在他家,用一个秋天和冬天的时间完成中学的学业,然后,随随便便”去参加场考试(请注意他说的是“随随便便”。)我就能申请助学金上大学,再上大约五年的时间,我就是“文化人”了。听他讲的多么轻而易举,这也难怪,毕竟他还是个十九岁的少年,又怀有一份菩萨心肠。

  学校终考之后,他返回家乡。又过了两个星期,我随后而至,临行前。外祖母一再叮嘱说:“你以后别动不动就向人家发脾气了。老是发脾气,就会变得冷酷无情。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你看不见他得了一个什么结果吗?可怜的老头儿,活来活去,到老成了傻子。

  你一定不要忘记:上帝不惩罚人,只有魔鬼才干这种事。你走吧。唉……”她抹掉皱纹密布的老脸上的几滴泪水,接着说:“恐怕我们不会再见面了。你疯了心的孩子,非要跑到海角天涯去,我将不久于人世了。……”近几年来,我常常离开这个好心肠的老人,几乎不怎么和她见面,当我想到这个血脉相通、真心爱我的亲人,真的要弃我而去时,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悲哀。

  我一直站在船尾向外祖母张望,她在码头紧靠水边处站着,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破旧的披肩角擦拭她的眼,那是一双永远对世人充满慈爱的眼睛。

  打那以后,我就来到这座有一半鞑靼人的城市了,住在一幢寂寞地栖身于一条僻街尽端上岗上的平房间里。房子对面是一片火烧之地,长满了茂密的野草,一大堆倒塌的建筑废墟从杂草和林木中突兀而出,废墟下是一个大地洞,那些无处安身的野狗常躲到这里,有时它们也就葬身于此了。这个地方令我永生难忘,它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叶甫里夫的家由妈妈和两个儿子组成,靠少得可怜的抚恤金维持生计。我刚到他们家那几天,常见这个面无血色的寡妇,每次从市场买回东西放到厨房里,就眉头紧锁,发一顿愁,她在思考如何解决面临的难题:把自己排除在外,即使如此,怎样才能用一块肉做一顿满足三个健硕男孩儿的美餐呢?”

  她是一个异常沉静的女人,灰色的眼睛中蕴籍着温顺而倔强的精神,她就像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马,明明知道生活这辆车她已无法驾驭了,仍然免为其难地拼命向前拉。

  到她家的第四天早上,她的两个儿子还在熟睡,我去厨房帮她洗菜。她小心翼翼悄声问我:“您来这儿干什么?”

  “念书上大学。”

  只见她眉毛一挑,喀头一蹙,原来手被切了,她一边吮着手指,一边跌到椅子里,随即又蹦起来,喊道:“哎呀。见鬼了……。”

  她用手帕包扎完伤口就赞许地说:

  “您削土豆倒挺水平的。”

  这算得了什么。雕虫小技。我顺嘴儿告诉了她我在轮船上帮厨的历史。她接着问我:“那么,您凭这点儿本事就能上大学吗?”

  我把她的话信以为真了,因为当时我还不懂什么是幽默与嘲讽。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我的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样一来,上大学就不成问题了。

  她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嚷着:

  “唉。尼古拉。这个尼古拉……”

  这时正好古拉跑进厨房洗漱,他睡得晕晕乎乎,头发乱糟糟的,看上去和平常一样一兴高采烈。

  “我说妈妈。要是吃顿肉馅饺子多好哇。”

  “那好吧。”她应道。

  这正是我显示烹饪技艺的好进机,我赶紧接过话来说,要包饺子这点儿肉瘦太少了。

  这下可坏了,娃尔娃拉·伊凡诺夫娜动怒了,她数落得我面红耳赤,又把手中的胡萝卜,扔到了桌子上,转身离去了。尼古拉向我使着眼色说:“生气啦。……”他坐在凳子上接着对我说:女人比男人爱生气,这是与生俱来的。关于这一论断有关人士包括瑞士的大学者和英国的约翰·穆勒都曾做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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