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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规训 第三章 全景敞视主义(6)


  但是,规训体制的这种扩展无疑仅仅是各种更深刻进程的最醒目的方面。这些进程包括下述方面:

  1.纪律的功能转换最初,纪律用于消除危险,束缚无用的或躁动的居民,避免大规模聚会造成的烦扰。现在它们则被要求起一种积极作用,因为它们正在变得胜任这种作用,能够强化对每个人的利用。军事纪律不再仅仅是一种防止军队中出现抢劫、开小差和不执行命令现象的手段,而已变成一种使军队得以存在的基本技术。它使得军队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统一体,并因此而增强战斗力。纪律能够增强每个人的技能,协调这些技能,提高军队运动能力,增强火力,扩大进攻面而又不减弱攻击强度,增强抵抗能力等等。工厂纪律一方面依然是强制工人遵守规章和尊重上级、防止盗窃和其他损失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愈益用于提高各种能力、速度、产量,从而增加利润。它依然对人的行为施加一种道德影响,但是,它愈益从后果的角度来对待行为,把各种肉体引入一种机制,把各种力量引入一种经济系统。

  17世纪,教区小学建立之初,关于这些小学的论证首先是消极的理由:那些无力教育子女的穷人使他们的孩子“对自己的义务一无所知:由于他们生活艰难,本人就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因此,他们不可能给予他们自己从来没有的良好教育”。这就导致了三大问题:不信上帝,懒惰(随之而来的是酗酒、淫秽、偷窃、抢劫)以及形成乞丐集团。后者随时都会骚扰社会秩序,“实际上将要耗光主官慈善院的基金”(Demia,60一61)。但是,到了(法国)革命之初,初等教育的目的之一被规定为“增强”、“发展体魄”,培养儿童“准备在将来从事某种机械工作”,使他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双灵巧能干的手以及雷厉风行的习惯”(塔列朗[Talleyrand]“给制宪议会的报告,1791年9月10日,转引自I.eon,106)。纪律越来越成为造就有用人才的技术。从此,它们就从社会边缘的位置脱颖而出,愈益远离排斥或赎罪、禁闭或隐居的形式。从此,它们与宗教教规和修道禁地(enclosure)的联系就逐渐疏远了。从此,它们也扎根于社会中最重要,最核心和最有生产性的部分。它们逐渐加入某些重大的社会职能中:工厂生产、知识传授、技能传播、战争机器。从此,人们也看到了在整个18世纪发展起来的两种趋势:增加规训体制的数量和规训现存机构。

  2.规训机制的纷至沓来当规训设施愈益增多时,它们的机制有一种“非制度化”、从它们过去在其中进行运作的封闭堡垒脱颖而出、“自由”流通的倾向。沉重严密的纪律被分解,变成可转换、可调节的、灵活的控制方法。有时,封闭机构给自身内部的特定功能增添一种对外监视作用,在自身周围形成一个边缘控制地带。譬如,公教学校应该不仅仅培养驯顺的儿童,而且应该能够监督家长,获得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来源、宗教态度和道德状况的信息。学校能够成为小型社会观察站,甚至能深入到成人中间,对他们进行定期监督。

  在德米亚看来,学生表现不好或旷课,是学校走访邻居的正当借口,尤其是在有理由认为家长可能不说实话的时候。学校也可以走访家长,了解他们是否知道教义问答和祈祷文,他们是否有决心根除子女的缺点,房间里有多少张床,如何安排睡觉,走访结束时可发放些救济金,或送一幅宗教画,或提供必要的床(Demia,39一40)。同样,医院也愈益被视为对医院外居民进行医学观察的据点。在1772年主宫焚毁后,有些人提出,这些庞大、杂乱的建筑应该被一系列较小的医院所取代。后者的功能不仅是接待该区的病人,还应包括收集信息,注意各种地方病或传染病现象,开设门诊部和施药所,给当地居民提出忠告,使当局及时了解当地卫生状况。

  人们还看到,规训方法的传播并不是以封闭机构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观察中心在整个社会的散布。宗教团体和慈善组织长期以来就起着“规训”居民的作用。从反宗教改革运动”到七月王朝的慈善事业,这方面的建议层出不穷。它们的目的或是宗教方面的(进行宗教和道德宣传),或是经济方面的(济危扶贫和鼓励劳动),或是政治方面的(压制不满和骚乱)。这里只须用巴黎各教区慈善协会的条例作为例子。按照条例,各协会管辖的地界应分成区和更小单位,协会成员也照此分工。他们应定期巡视各自负责的区域。“他们应努力消除声名狼藉的场所,烟草商店,人体教学课堂——,赌场,公开的伤风败俗现象,亵渎神明的言行以及其它任何被他们获悉的不端言行。”

  他们还应对穷人进行个别探访。条例中规定了所需了解的情况:居住是否稳定,对祈祷有多少认识,是否参加圣礼,是否掌握一门手艺,道德状况如何(以及“他们是否因自己的过错而陷于贫困”)。最后,“他们应该通过巧妙的提问了解他们在家里的表现;是否与邻居和睦共处,是否精心地培养子女对上帝的畏惧,……是否让不同性别的大龄子女分开睡觉,是否允许家中尤其在大龄女儿中有放荡或勾引男人现象。如果对他们是否正式结婚有怀疑,就应要求他们出示结婚证明。”K〕

  3.对规训机制的国家控制在英国,长期以来由私人团体行使社会规训的职能(见Radzinovitz,203一214)。在法国,虽然这种职能的一部分依然属于教区协会或慈善协会,但另外的而且无疑是最重要的部分则由警察机关接管了。

  一支集中的警察组织长期以来,甚至在当代人眼中,都被视为王权专制主义的最直接体现。君主希望能够有“自己的司法官员,他能向他们交代自己的命令、委托或意图,后者则执行命令和国王私人密令”(第一任治安大臣杜瓦尔[Duva]的信笺,转引自Funck-Brentano)

  实际上,治安长官与在巴黎的治安大臣在接过某些原有的职能——搜捕罪犯,城区监视,经济和政治监督——时,把它们转移到一个单一的、严格的行政机器中:“来自四周的各种力量和信息,最终集中于治安大臣。……是他转动所有的轮子一起来产生秩序与和谐。他的管理效果可以与天体运动相媲美”(DeSES-sarts,34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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