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闹了，费曼先生(153)

一五三

　　5-12.兴奋的一刻

　　第二天我跑去找维普斯塔拉等人，告诉他们：“我已全弄出来了，一切都符合无误。”

　　克利斯蒂也在那里，他说：“你用的是什么贝塔衰变常数？”

　　“某某书里的多少多少。”

　　“但那已不对了。最近的实验显示那数字有7％的误差。”

　　我想起那9％了。我好像在预言什么一样：我在家里用这理论计算，它说中子衰变有9％的差别，第二天却有人告诉我，我引用的贝塔衰变常数有7％的差别。但重要的是，改变将会是从9％变成16％呢（那就不好了），还是从9％变成很理想的2％？

　　就在那时，妹妹从纽约打电话来：“那9％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发现出现了新数据……7％……”

　　“往那边改？”

　　“我还在问，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我兴奋到无法思考，好像在赶搭班机一样，根本不知道晚了多少。你实在赶不上了，突然旁边有人说：“现在是日光节约时间呢！”对，但究竟是往前拨一小时还是往后拨一小时呢？在太激动的时候是想不出来的。

　　克利斯蒂走进他的房间，我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都必须静静地想一想：这往这边改变，那往那边改变——这并不太困难，真的，只是很令人兴奋。

　　克利斯蒂出来了，我也从房间走出来，我们都同意：相差将会是2％——在准许的实验误差之内。毕竟如果他们才刚把常数修改了7％，那2％极可能就是误差。我打电话给我妹妹：“2％。”理论正确。

　　（为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其实相差只有1％。后来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这点澄清。因此那2％也不全是实验误差。）

　　葛尔曼综合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篇论文。这理论还蛮可爱的，它不困难，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就像前面说过，当时有很多很乱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还会宣称，哪些实验有错误。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的实验了。他测量了中子蜕变时从不同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我们的理论预测，这些数目全都一样，但他却发现从某个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比其他的多了11％。特勒第是个极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也很小心仔细。有一次，当他在某个地方做演讲时，他提到我们的理论说：“做理论的人的毛病是，他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实验上！”

　　特勒第也写信给我们，语气虽然不完全是责备，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是错的。信末他说：“这F－G（指Feynman－Gell-Mann）理论是完全不F－G（指fit- good，吻合的意思）。”

　　葛尔曼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也知道特勒第是个很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我说：“我们等。”

　　两天之后，特勒第又写了封信来，他完全改变立场了。

　　从我们的理论里，他发现：他忽略了实验中，从中子朝各方向反弹的质子并不一致；他假设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样。

　　他把我们理论所推测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数据，结果完全改观，实验和理论完全吻合。

　　我知道特勒第很优秀，和他争论是很吃力的。但那时候，我已深信他的实验数据出了问题，而他自己会把它找出来——当然他比我更懂得找这错误了，因此我说我们不要尝试找出问题，只要耐心等候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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