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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六


  5-5.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示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程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提不出这样的例子。提得出来的例子往往极为薄弱,用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由于我总是要求别人给我实际例子,而不是要他们写数学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学家之间流传的油印刊物(这是他们在战后设计出来的一种简单有效的传播信息方式),用“费曼的轰炸及我们的回应”的标题,来总结我在日本各地的访问。

  到过若干大学访问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院待了好几个月。我真喜欢在那里工作,一切都那么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脱掉,想喝茶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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