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纳传(100)

一〇〇

　　※第四十章　《北方反对南方》

　　作家埋头创作，先后发表了《北方反对南方》、《上下颠倒》
　　（即《被推翻的世界》、《两年假期》和《凯撒·卡斯卡贝尔》（1888年）。

　　接到赫泽尔亡故的噩耗，儒勒·凡尔纳简直吓呆了。他这位老朋友的虚弱体质对他来说不是秘密，但蒙特卡洛曾多次使这位体弱多病的人恢复体力，因此，他对病情时轻时重的赫泽尔已经习惯了。赫泽尔到他特别偏爱的地方住上一些日子，往往又变得精神焕发。这一回，精疲力竭的赫泽尔终于病故。1862年曾对他产生过信任的这位出版商随之消逝了。这位出版商曾引导过他，或许有时还管束过他，但一直支持他，把他造就成现在这么一个人，赫泽尔是他充分信赖的知己，是帮助过他和接受过他帮助的挚友，他们曾为共同的事业一道合作共事。

　　他跟老赫泽尔保持过的联系，今后还要跟小赫泽尔继续保持下去。但位置倒过来了，小赫泽尔不是斯塔尔，而儒勒·凡尔纳是从儿时便看着他长大的兄长。他们透过一位父亲的亡灵——对一个是亲生父亲，对另一个是精神父亲，互相间产生一种兄弟般的情谊；好在他们一直相处得很不错。

　　在因伤无法动弹前不久，小说家就知道赫泽尔“身体不适”、但“正在好转”，并给他写过一封长信。该信提到，等他回来后，他们将有机会谈谈“米歇尔的那份手稿”，要紧的是看看“这份手稿是否真有点内容”和是否有必要鼓励米歇尔。他跟他谈到关于东京的问题，并为“在不可信赖其诚意的那些中国人的门前卷入这样一件难以摆脱的事件”而感到遗憾。

　　我们可以看出，这几行文字并没流露出半点忧虑。

　　他正在“平心静气”地为赫泽尔创作《最后一个奴隶》的第二卷。他们原先一致同意将题目定为《北方与南方》，但出版商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合适”，因而建议改为《北方反对南方》。

　　这封信的宁静口吻与渐渐积聚的乌云的阴暗色彩形成对照，云层中蕴含着的霹雳行将狠狠地击在他们身上。此后，《北方反对南方》的出版工作将由小懦勒·赫泽尔负责，虽然说，一般情况良好，但直至6月份，作家的伤口尚未愈合，“弹洞一直没封闭”，他还得过几个月才能走动。10月份，他可以出去散散步、上剧院和文社，但到了12月，他又被禁止走动了。

　　1882年2月9日，他年满花甲，自称“已被列入老人行列”。尽管“伤口的一侧已经愈合”，但他双腿很不灵便。他只能穿一双“像平底驳船似的鞋子”，但这并没妨碍他东跑西颠。他要到巴黎走走，但此后直至临终，他只能一瘸一拐地穿过朗格维尔广场到工业品公司、市议会、园艺协会、储蓄银行……或马戏场去，但这是另外的事了。

　　然而，他始终没停止创作。1886年，他已经在检查《北方反对南方》的校样是否确实改好。例。日报》对这部小说挺感兴趣，并宣称打算在12月份的增刊上发一个中篇。这个中篇是否就是对英国很不客气的《吉尔·布雷特》？

　　从这时起，他致力于《两年假期或一所鲁滨逊寄宿学校》的创作。为此，他要求给他寄一本“达里尔编著的《英国的学校生活》。他这部小说是专为《教育与娱乐杂志》的读者写的。然而，我们对这位小说家的精湛技巧不由得赞叹不已。他的高明手法使我们丝毫不觉厌烦地去听他讲述孩子们的遇险故事。这班孩子不得不应付使大人也感到恐惧的各种危难。第一章对猛烈的风暴作了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描述。这场风暴将斯鲁吉号——一艘奥克兰的英国纵帆船刮走了，船上只有一群8－14岁的新西兰孩子。该船的缆索被人解开，晚上悄悄地漂离了码头，它被卷进茫茫大海，任狂风恶浪扑打。这艘海船迷失了方向，船上只有一位缺乏经验的年轻小伙子担任船长。他是个很有胆量的法国人，名叫布里昂；作为船员，只有一位少年见习水手莫科。他俩以令人有点惊异的冷静创造了奇迹，终于使航船抛落在一个海岛上。这群孩子在该岛足足过了两年鲁滨逊式的生活。他们绝大多数是英国人，在年纪较大的孩子当中，有3个起主要作用，他们是：布里昂、戈登和多尼范。

　　多尼范是个英国孩子，容貌端庄、注重仪表，是蔡尔曼学校无可争辩的出类拔萃的学生。他有点贵族式的傲慢，因此大伙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多尼范勋爵”；他那容易冲动的性格又使得他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喜欢一个人说了算。当然，他瞧不起少年见习水手莫科，因为莫科是个黑人，他十分妒忌同伴们对布里昂的信任。布里昂则表现出温柔。忠诚和大大超乎他的年纪的毅力。这位13岁半的孩子虽然非常聪明，但学习不大用功。他大胆果断、敢作敢为、生性灵活、善于应辩；此外，他乐于助人、性情和蔼，可就是有点衣冠不整——总之，很有法国人的气质。而这正是他与那些英国籍的同学大不一样的地方。况且，他常常保护弱小者免受大孩子滥施武力的威胁，因而受到大伙深情的爱戴。

　　这位在书的末尾恰好十五六岁的法国小伙子的形象，与作者跟他保持通信的那位南特中学生的形象十分相似，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位布里昂（Briant）跟成为政治家的那位布里昂（Briand）等同起来，他俩的名字仪有一个字母之差。对于这位政治家，我们可以说他“一无所知，但心里全然明白。”

　　政治家布里昂常常保护弱小者，人们虽然偶尔取笑他衣冠不整，却十分赞赏他那演说家的非凡才能。他那和蔼的性情使他有别于他的那些英国对话者，但英国人对他还是十分尊重；有时，他也表现出跟领导蔡尔曼岛那群小伙子的布里昂所具有的同样精明和刚毅的品质。

　　在遇难者的表壳上发现该表的制造商就是圣马洛时布里昂所流露出来的激动情绪，不禁使人想到，这个小伙子跟那位国际联盟的热心推动者一样是布列塔尼人。多尼范是否就是奥斯汀·张伯伦？这位保守党的领袖聪明好学，具有贵族的派头，后来曾激动地赞扬过那位“引导别的民族走向和平与文明的道路”，“只有当法兰西恢复她那女神的步伐时才感到高兴”的法国的政治家。

　　这就更不确实了。但布里昂和多尼范在摆脱他们各自的成见之后，不是言归于好了吗？

　　1886年，阿里斯蒂德·布里昂才24岁，而奥斯汀·张伯伦才不过23岁；儒勒·凡尔纳大概有一种非常奇异的预感。他非常赞赏政治家布里昂的优秀品质，这是确实的，是值得称赞的；关于奥斯汀·张伯伦，这就不大可能了。在他眼里，多尼范是个出身中上阶层的英国小伙子的典型。如果说，儒勒一凡尔纳的头脑中曾出现过张伯伦的形象，那只能是奥斯汀·张伯伦的父亲、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政治家、那时已经50岁的约瑟夫·张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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